胡瑗，泰州海陵人，北宋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胡瑗先后在泰州、湖州地区执教，长期教育教学的实践中，他勇于打破传统教学的束缚，将具有实用性的自然科学纳入官学体系之中，形成了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这种经世致用的教育理念，不仅对宋代理学教育产生深远影响，也使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绽放异彩。

一、胡瑗教育思想的形成溯源

1.社会环境

宋朝，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重“文”轻“武”的朝代，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创造了宽松和自由的学术环境，胡瑗教育思想就是在此背景下形成发展起来的。北宋时期，社会发展相对稳定，宋仁宗在位时期，实行相对宽松的人口政策，人口的增多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这个时期，宋朝的文化和教育事业达到了新的高度。宋仁宗设立了专门的经筳制度，引领了整个社会的学习和教育风气，他尤其重视国子监的教育，重用品级较低的官员，吸引了更多人才投身教育事业。在宋仁宗的大力推动之下，几次大规模“兴学”活动的影响之下，从中央到地方，宋朝的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发展。同时，科举制度在这一时期也发生重大变革，但科举考试脱离实际的问题愈发严重。宋朝初期，科举考试仍然主张恪守古训，将《七经正义》作为官学教科书，热衷于功名的士子们不敢在内容上与经书的注释有异，只能在诗赋、辞藻上下功夫，逐渐形成了墨守成规、脱离实际的学风。胡瑗对这种教育的现状深感不满，认为如此教化不兴，人才难出，这就为胡瑗经世致用教育思想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个人经历

一方面，受到家庭儒家教育思想的影响。胡瑗出生于一个“世为儒吏”的家庭，祖上世代为官，清廉有为。其父胡讷才华横溢，曾任宁海军节度推官，但在当时属于下等官吏，俸禄较少，家境逐渐衰微。胡瑗看到父亲为官清正廉洁，却因收入卑微不得已而离任，对他的触动很大，他希望能够用教育改变人们为官的想法，将教育思想与国家的兴旺发达联系起来，这为他日后提出“经世致用”的教育理念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科举考试的触动使他投身教育事业。胡瑗自幼聪颖好学，20岁曾游学于山东泰山，与孙复、石介等人一起求学深造，十年不归。他志向远大，希望通过科举考试一举成名，然而七次应考，皆不中。胡瑗在40岁不惑之年痛下决心放弃科举考试。正是胡瑗屡次科举考试不中，使他深入了解科举考试的时弊，科举考试可以改变个人贫穷的生活境遇，却无法改变国家发展的前途。在宋朝当时“外患”尚未平复的形势下，知识分子们的忧患意识也显得更为强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当时知识分子们的真实写照。在这个背景之下，胡瑗力求通过明体达用之学重建儒学传统，以此促进国家的发展。

3.学术氛围

已过不惑之年的胡瑗，应范仲淹的邀请到苏州讲授儒家经典，在掌教苏州府学之后，胡瑗订立了严格的规矩，树立尊师重道的风气，胡瑗以讲授别开生面的郡学，声名远扬，成为各府学习效仿的楷模。1036年，也是经范仲淹的引荐，胡瑗赴开封府接受宋仁宗召见，他虽为“山野士人”，但熟读古籍，举止从容、礼仪周全，深得宋仁宗的赞赏。而提到范仲淹，不得不提的另一位人物就是滕子京，他与范仲淹同科进士，也是多年好友，滕子京因《岳阳楼记》“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而被后人所知晓。滕子京在湖州开办州学，由政府出资兴办学校，凭借和范仲淹的关系，再加上欣赏胡瑗的为人和才识，请他主持州学学政，“聘为教授”。在滕子京的支持之下，胡瑗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教育思想。离开湖州之后，胡瑗开始在中央太学执教，名扬天下，苏东坡称赞道：“所以苏湖上，至今怀令古”。胡瑗的教学思想，与范仲淹早年提出的“明体之学”高度契合，又将孔子“因材施教”的理念融入其中，可谓是中国教育思想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二、胡瑗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胡瑗，与孙复、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他们在各地兴办书院，探索教育方式，在范仲淹的大力支持之下，为宋代理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其中，胡瑗提出的“明体达用”之学，培养造就诸多经世致用之才。

1.倡立“明体达用”，回归教化本源

宋朝初年，教化不兴，学风浮糜，当时的科举制度以浮华诗赋取士，士风逐渐浮夸。这样的环境之下，北宋初期的朝廷迎来了第一次换血的机会。以范仲淹为首的士大夫们为求改革时弊，掀起了“庆历兴学”的运动，其目的便是为了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对士子的要求从“泛泛其词”变成“学有所用”，这就和胡瑗在苏湖两地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

胡瑗认为，教育学生不应“苟趋禄利”，主张以“明体达用”教授学生，认为必须建立“敦尚行实”的学校，即培养的学生，大则可以“论道经邦”，小则可以“做而行事”。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中就提到教化的观点，他认为教化之本在于学校，而当时宋代官学有两种，一是中央官学，二是地方官学，他主张大兴地方官学，在各地广泛办学，在他的努力下，人才“接踵而出”。在此基础上，胡瑗提出“明体达用”之学，重视学以致用，深受学者的欢迎。“明体达用”教育思想是胡瑗在总结苏湖两地二十余年教学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国古代实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实学”，是对于儒家经典体用关系的思考，强调“体”是具有唯一性意谓，所谓“明体”，意即通晓诗书经史和道德伦常；而“达用”就是将“文”和“体”在实践中所应用，达到学以致用、治国安民的目的，回归教化本源。胡瑗在答宋神宗问时说：“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文、有用。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胡瑗认为，教育既应该做到精通儒家经典，即“明体”；又能够在实践中真正运用，即“达用”。胡瑗“明体达用”的学术倡导，是对繁琐经学的批判与扬弃，以此启发儒家知识分子更多地关注现实，抛弃崇尚文辞、轻本质的学风，解开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

2.首创分斋教学制度，培养实用人才

科举制度延续到了北宋初期，就教学内容而言，“经义取士”和“诗赋取士”成为当时选拔人才的两大标准，这种固守传统、忽视实用的人才选拔及教育制度，并不能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胡瑗针对当时科举制度的空疏之学，大胆进行教学改革，设立分斋教学制度，以实学反对浮华之学。

胡瑗依据学生的才能、志趣，进行分科教学，分别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经义”主要学习六经，着重对儒家理论的学习；“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水利等科，偏重于生产实践活动的学习。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学习方向，这种大胆的教育尝试在当时培养出了一批各有专长的学生，既能胜任当时社会需要的水利、军事等工作，又能领悟儒家经典义理。除此之外，胡瑗还开设“游学”课程，亲自带领学生从湖州游历到关中，从各地的风土人情、山川气象中开阔眼界。胡瑗分斋教学制度创办之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四方之士，云集受业”。可以想象，当时在湖州州学的学子们，经义斋的学生书声琅琅，治事斋的学生在学习实操技能，有人钻研古籍文献，有人拨弄琴弦，有人习武射箭……这样的校园氛围，吸引了外地慕名而来的众多学者们。胡瑗，在主持湖州州学时创立的分斋教学制度，这种教育改革无疑是开创性的，成为中国教育实行文理分科以及主、副课相结合教育制度的先声。

3.优化教学方法，投身办学实践

胡瑗亲自制定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制度，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创新教学方法。令世人惊叹的是，很多近代资产阶级教育学家倡导的教学方法，竟然在北宋时期早已进行实践，在传统讲授法的基础之上，胡瑗大胆进行探索革新，采用几种新型的教学方法。其一，“以类群居，推诚甄别”讨论学习法。胡瑗在讲学中，从不以师者居大替代学生的思考，而是设置启发学生思考的问题，留有空间，让学生各抒己见。在讨论式教学方式使用过程中，将“推诚”“甄别”作为学生分类标准，即基于弟子能力水平及个性特长，将弟子进行分类，从而推断出弟子内心真实的需求。如《安定言行录》记载道：“故好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好文艺者，好尚节义者，皆使之以类群居，相与讲习。”其二，“合雅乐歌诗”愉悦教学法。胡瑗在教学活动中，继承发展了孔子游戏教学法的内涵，在对学生严格要求之外，十分支持学生的愉悦活动，在他的教学书院读书，诗歌吟诵、乐舞游戏等不绝于耳，书院内充满了欢声笑语，各斋学生都兴起而“歌诗奏乐”。教学中以活泼有趣的愉悦活动调动学生的身心状态，激发学生的兴趣爱好，是值得现代教学工作者学习借鉴的教学方法。其三，“以广其闻见，有益于学者”游历教学法。作为一代儒学名师，在胡瑗看来，从经书中获取的知识远远不够，“只守一乡”“滞于一曲”只会使学者知识狭隘、见识短浅，游历四方，了解世间百态，眼界开阔之后才能得出有创造性的见解。胡瑗曾带领湖州学生游览关中，南方的学生对北方壮观的景象叹为观止，胡瑗在畅谈山川之时进行实地讲学，这种实地实景、立体式的现场教学方法对倡导“敦实学”有明显的积极效果。

三、胡瑗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

如上所述，胡瑗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独特的教育思想，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传统教育思想的关注，对胡瑗研究的不断深入，胡瑗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不断凸显。

1.“敦实学”理念下的体用之学

胡瑗推广实学教育，并以此推动宋代理学的发展。他把“君臣父子仁义礼乐”作为“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这就在实学的基础之上否定了玄学、佛学之体，为理学提供进一步教育理论思考的基础。胡瑗的实学教育在现代教育中，既符合理论与实践，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规律，又与现代教育教学观高度一致。胡瑗倡导的“敦实学”，主要有三大创新，其一，“办实校”。意在赋予学校培养能够治国安邦、具有实用技能的人才。胡瑗提出以“明体达用之学”来教授学生，正是为了纠正北宋初期科举制度给学校教育带来的消极影响，所谓“达用”，意即学校教育培养的人才，既通晓经书具有伦理道德，又具有在实践中运用的实操技能；其二，“务实教”。他主张通经致用，教学内容既有经义、实务，也有美育、体育等，在因材施教的基础之上进行分斋教学，这实际上成为近代教育分学科的一种胚胎形式，克服了当时浮夸无用的文风与学风，对于培养专门实用人才具有重要作用；其三，“育实才”。胡瑗认为，学校教育不能只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要在培养学生精通儒家经书的基础上，培养既具有伦理道德，又具有实际才能的实干人才。

2.“开放融合”理念下的教育公平

《安定言行录》中详细记录了胡瑗的开放办学观，专门一则记录他率领湖州书院众弟子们“行万里路”的游学历程。他反对“死读书”和“读死书”，注重教育的实用性和实效性，特别推崇通过直接经验进行学习。他认为如果只固守在一个地方，眼界得不到开阔，“则滞于一曲”。他鼓励教学不应拘泥于一时一地，应游历山川，开阔视野，“则有利于学者矣”。从胡瑗的开放办学中，可窥见他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教育思想，敢于突破传统教育的束缚，促进教育机会的公平及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当今社会，教育的公平与多样性已成为教育领域的热门话题，所倡导的融合教育，就是要打破传统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教育模式单一等壁垒，为学生提供兼具个性差异与全面发展的多元化开放模式。我们不禁感叹，在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北宋时期，胡瑗主张的因材施教、分斋教学、游历教学等，以教学中不同的活动类型，鼓励并融合各类知识的综合应用，他提倡的学生全面发展“大教育观”对现代教育仍然具有重要价值，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教育思路和实践经验。

3.“救时行道”理念下的人才培养

胡瑗认为，国家所以以类取士，是出于对人才的迫切需要，当时的北宋王朝，外有辽国和西夏的威胁，内有尖锐的阶级矛盾，国家迫切需要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救时人才。破字当头，胡瑗以“救时行道”理念为引导，根据国家边防、水利疏通等设立不同学科，在中国教育制度史上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变革，第一次把水利、算历、军事等自然科学知识纳入官学教育体系之中，与儒家经典学说并列为可供学生选择的学科门类。胡瑗独创的分斋制度直接影响了官学的教育制度，北宋以后较大规模的书院，大多效仿“分斋教学”的模式，被清朝后期泰州另一位教育家刘熙载誉为“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

从现代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需要来看，现代社会的“救时行道”，尤其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如何实现将地方特色行业与通用产业挂钩，将学科优势融入区域主导产业，是当下社会人才培养的关键一招。

斗转星移，胡瑗在安定书院亲手种下的那株千年银杏树，依旧枝繁叶茂，千年盈耳的读书声仿佛还在，教育改革的故事，依旧在书写着不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