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范畴是分析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重要范式。倡导 “明体达用”“百姓日用即道”理念，是泰州先贤对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贡献。从“明体达用”到“百姓日用即道”，既反映出泰州地域内宋明理学的发展肌理和传承脉络，也体现出泰州地域文化对中国哲学发展的独特贡献。

一、明体达用——宋明理学总命题

胡瑗是汉唐儒学向宋明理学转型的关键人物。从“体用”范畴来看，胡瑗倡导的“明体达用”思想是宋明理学的总命题，泰州学派传承弘扬了“明体达用”思想，解决了宋明理学发展过程中理论和实践两歧性问题，真正实现儒家成圣达贤“修齐治平”理想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明体达用”是对胡瑗一生思想和实践的高度总结，有着从宋至明儒家后学认识、总结和升华的历史进程。后人概括胡瑗一生的理论、实践和成就为“明体达用”或“明体达用之学”。宋朝吕中（1217～1284）最早用“明体达用”概括胡瑗一生的言行和影响。

（1）提出命题——明体达用

胡瑗（993～1059），字翼之，北宋泰州海陵人，是儒学复兴、理学开创的先驱。“体用”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经胡瑗重新阐释，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胡瑗学生刘彝在答宋神宗问时，表述胡瑗“明体达用”思想。“明体达用”思想可概括为:

理论建构：胡瑗学生刘彝阐释“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礼乐等是“体”（价值原则），诗史子集等是“文”（经典体系），“举而措之天下，润泽斯民” 是 “用”（实践效能）。从价值理念看，“体、文、用”三位一体；从政治伦理看，“明体”为政教之本，“达用” 是践行治国方略；从教育实践看，“明体”是“达用”础，旨在重振儒学、培养人才。

礼教实践：胡瑗毕生献身教育，创立“苏湖教法”，设“经义、治事”二斋，经义斋学六经，治事斋学讲武、水利等实务，成为近代分科教育雏形，朱熹称其教绩为“百世之法”。他精通音律，受范仲淹引荐更定雅乐，制作钟磐，撰有《景佑乐府奏议》等（未传世）。在军务上，任丹州军事推官时献策边防，撰《武学规矩》，提倡大兴武学抵御外侮。

成就影响：胡瑗革新经学，以义理释《易》，开启宋代解经新路；重实学，扭转浮靡学风，引《中庸》《大学》开启四书升格运动；重树士林风气，高扬“性善论”，认为普通人有成圣潜质；推动书院建设，教育模式从地方实践升为国家标准。程颐、朱熹认可其理学先驱地位，其“明体达用之学 承上启下，影响深远。

（2）回答命题——多元竞放

“明体达用”是宋明理学总命题，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均围绕其演进。胡瑗侧重“外王”，未完成“体用”理论建构，后人对“体”的内涵（理、气、心）及“达用”路径（节欲、顺欲等）众说纷纭。

两宋知识分子从北宋积极进取转向南宋保守内向，士大夫渐重 “内圣”轻“外王”。明朝中期，程朱理学僵化，成为禁锢思想的工具。阳明心学强调 “心外无理”，将天理归为“本心”“良知”；泰州学派则从阳明心学中超拔，扭转 “内圣” 玄虚化，挺立 “外王”，实现道德与济世的契合，关注平民日常生活，将宋明理学推向巅峰。

（3）回归命题——百姓日用即道

以胡瑗为代表，宋初诸儒开启儒学世俗化浪潮，至晚明达到高峰。泰州学派重践履，以实践印证实学真传，泰州学派的理论和实践解决了宋明理学发展过程中理论和实践的两歧性，真正实现“成圣达贤、内圣外王”理论和实践的贯通性。知识分子，尤其是下层知识分子内心才真正有了“挂搭处”，在一定程度上，泰州学派的理论和实践又重新回归到胡瑗“明体达用”思想，泰州学派是对宋明理学发展的一次反拨和最后巅峰。

泰州学派的思想主张包括淮南格物、尊身立本、百姓日用、大成仁道等理念，主要是以“百姓日用即道”为底色的个体自觉和主体平等理念，以“淮南格物”为底色的尊身立本理念，以“乐学觉民”为底色的教学观和觉民观。

百姓日用即道：王艮将圣人之道与百姓日用结合，认为“道”寓于衣食住行中，肯定人欲与民众生活的合理性。“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圣之别仅在对“道”的觉悟，“满街都是圣人”，普通人皆可成圣，悟道需躬身服务百姓，实现体用贯通。

尊身立本：王艮提出“尊身立本”，将“身”作为本体与工夫，贯通价值与实践，肯定个体独立人格、生命价值及“人欲”合理性。“己身”是家国天下之本，修身是匡正天下的途径，将治国理想落实到个体生活，激发个体能动性。

乐学觉民：泰州学派推动儒学平民化，后学朱恕、韩贞等深入民间讲学。王艮提出“出必为帝者师，处必为天下万世师”，推动学术下移；倡导 “乐学”，以简洁方法讲学，贴近百姓日用，让基层民众理解儒学。

大成仁道：“大成学”是王艮学问精华，融内圣外王，修行方法简易，以“至善亲民” 为价值取向，体现日用性、成圣性等特质。

二、明体达用与百姓日用传承创新的内在逻辑

自唐宋以来，泰州儒学发展逐步兴起，至宋朝、明朝时达到鼎盛。宋代，在宋明理学发展开创期，胡瑗用义理阐发儒家经典，成为理学先驱；明代，在宋明理学发展巅峰期，王艮创立泰州学派，成为平民儒学开创者。总之，胡瑗开启理学思潮，王艮将理学推向巅峰。

内涵一致性。宋明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在价值层面出现“外求于物”与“内求于心”的分歧，在实践层面出现“尊学问”与“道问学”争论，直到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在价值和实践层面才出现既不外求于物、也不内求于心，而求证于百姓日用的谐和。两者都高扬个人主体价值，充分激发主观能动性。胡瑗主张的“体”是封建伦理道德，“用”是治国安邦；王艮主张的“体”是百姓，“用”是伦理秩序、日用行常。胡瑗服务的对象是士大夫阶层；王艮服务的对象是基层民众。胡瑗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国治兵强；王艮追求的终极目标是民享民乐，“百姓日用即道”是对“明体达用”的超越发展。

现实关怀性。两者都高度关注现实，强调实用。在宋初，胡瑗等“宋初三杰”开创宋明理学，关注现实，不拘泥于注疏，开启儒家经典解读新风，启蒙了士大夫阶层；在明朝，王艮及泰州学派诸贤实现了儒学平民化，启蒙了平民大众。胡瑗思想传播主要依赖官学，生前身后尽享殊荣，配享从祀孔庙；胡瑗与王艮分别走“庙堂”和“田舍”路径，胡瑗备受皇家青睐，王艮终身不仕，依靠民间讲学，传播其思想。胡瑗教育实践从地方官学上升为太学，培养对象皆是栋梁之材；泰州学派由王艮创立，从一地域扩散至全国，始终活跃在基层，服务对象是乡村民众。

理念传承性。胡瑗在《周易口义》“论民本”中曰：“夫君子有仁义之心，忠恕之道，推之于身而加乎其民，故不以一己为忧，所忧者天下；不以一己为乐，所乐者天下。以至天下之人合心而从之，是君子之正业也。”胡瑗不以个人之乐萦怀，而以拳拳之心忧国忧天下，以国泰民安为个人之乐。王艮教育思想更为亲民，提倡“乐学”，主张有教无类、自然现成，重视启发民智，服务大众，倡导无分老幼贤愚贵贱，有志者皆可学，老师尽可教。

思想求真性。胡瑗和王艮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教育家、实践家，在授学中坚持求真务实，倡导改革文风、培育实用人才。胡瑗弟子刘彝认为，胡瑗倡导“明体达用”教授之法，不仅重视儒家经义理解，还注重经世致用之学，让弟子把所学经义之学运用于社会现实。王艮把教学内容生活化，将经典转化为通俗语言，通过生活场景引导学生理解抽象概念，从日常中悟道并在教学中简化儒学经典，用白话和日常事例阐释深奥理论，使文盲或半文盲也能理解。

三、明体达用和百姓日用的当代价值

宋明理学是儒学发展新阶段，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需求，反映出儒学立足本源、吸收外来、开创未来，推陈出新、生生不息，在儒学更新史上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现当代儒学传承弘扬了宋明理学，构成当代新儒学直接思想源泉，具有鲜明时代意义。胡瑗学术和泰州学派文化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江苏文脉的核心内容。在明体达用基础上，实现百姓日用。

（1）“引领风潮”的首创精神

分别在他们时代开创风气之先，胡瑗开启宋明理学，王艮将宋明理学推向巅峰。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胡瑗是宋明理学开创期“我注六经”先驱者，王艮是宋明理学巅峰期平民儒学开创者。胡瑗等“宋初三杰”开创宋明理学，开始以自我见解阐释六经，开启儒家经典解读新风，是为儒家经典解读的思想解放者，胡瑗启蒙了士大夫阶层。在明朝，王艮实现儒学平民化，是为平民儒学和开启民智的思想解放者，王艮及泰州学派诸贤启蒙了平民大众。

（2）“舍我其谁”的进取精神

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泰州有着独特地域贡献，化文育人、文脉传承。胡瑗启蒙宋初士大夫阶层，主动引导儒家学说解读与当时社会情况相结合，着眼现实、不再泥古，关注现实，躬身实践，重新解读阐释儒家经典。这也是宋明理学发展的泰州第一次贡献。“泰州学派”及其思想之所以被看作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启蒙思想学派，乃在于其创造性提出其核心思想：“百姓日用即道”说、“尊身立本”论，上述思想是在继承批判传统思想基础上的创新发展。

（3）“尊身立本”的民本意识

胡瑗教育思想和泰州学派哲学思想中都包含民本理念。胡瑗的民本理念包括思民、富民、济民、养民等内涵，心系苍生、与民同乐，天下百姓所需是己之所求，天下百姓所利是己之所趋。明朝，宋明理学发展逐步由关注大千世界转变为关注内心世界，逐步走向保守，而此时王艮等泰州学派诸贤挺身而出、逆势而上，开辟儒家发展新天地，跳脱自我内心，根植广大乡村社会和平民百姓，主张“百姓日用即道”，倡导“尊身立本”，以人民为中心，关注百姓日常生活。这也是宋明理学发展的泰州第二次贡献。

（4）“经世致用”的创新精神

胡瑗在教学方法上是学科分类的先锋，王艮在教育对象上是有教无类践行者。胡瑗在教学目标上提倡达用，即学以致用；王艮在教学目标上提倡尊身乐学。胡瑗开创苏湖教法，用分斋教学方式，为宋朝培养了大批各类专业型人才，胡瑗弟子数量之多，分布领域之广实属罕见，为宋朝各领域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王艮开创泰州学派，积极扎根基层，以广大乡村为舞台，开启民智、服务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