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大地的辽阔版图上,两个“海陵”如同历史长河中的双子星座交相辉映,各自承载着独特的文化记忆与历史传奇。江苏泰州的海陵,以其温婉的水乡风情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了传世名作《桃花扇》;而山西永济,在金国时期曾被海陵王完颜亮管辖,在此设“泰州”,并孕育了另一部文学瑰宝《西厢记》。 这两座城市,虽相隔千里,却因“海陵”与“泰州”之名,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泰州与永济,两座镌刻着中华文明印记的城市,在历史长河中各自绽放独特光彩。漫步于泰州的青砖黛瓦间,驻足在永济的古寺戏台前,我们不禁要问:这两座城市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着中华文化的精髓?从海陵古县到《西厢记》的诞生地,从盐商宅院到普救寺壁画,它们既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化的创造者。透过它们,我们得以窥见中华文明如何在时光流转中既坚守本真又不断创新,在南北差异中实现和谐共生。 江苏泰州,古称“海陵”,其名最早见于汉代,因地处海滨、地势较高而得名。南唐时,海陵升为泰州,取“国泰民安”之意,此后虽历经变迁,但“泰州”之名沿用至今。明清时期,泰州属扬州府,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江淮地区的重要城市。泰州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气候温润,河网密布,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在古代南方著名的“四陵”——广陵(扬州)、兰陵(常州)、金陵(南京)、海陵(泰州)中,泰州占据一席之地,足见其历史地位的重要性。唐代时,泰州是两淮盐区之首,全国最大的海盐生产地区,所收盐税占盐税总量的50%,可谓富甲一方。北宋时期,泰州发展成以盐、粮集散为主的内河港口城市,经济进一步繁荣。明朝洪武年间,泰州两淮盐运司署更是跃升为全国六盐运司同僚中的“老大”,盐业的兴盛使得泰州成为当时极为富裕且具有重要经济地位的地区之一。 山西永济,古称蒲州,位于黄河东岸,历史上曾是军事重镇。金代时,金国海陵王完颜亮为加强对中原的控制,设立“泰州”,隶属于河东南路。这一行政调整,不仅为永济增添了一层特殊的历史色彩,也使得“泰州”之名与江苏泰州产生了奇妙的联系。完颜亮是金国具有争议的君主之一,他弑君篡位,迁都燕京(今北京),并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尽管金代“泰州”仅存续数十年,但这段历史仍为永济的文化底蕴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永济地处黄土高原边缘,黄河从旁蜿蜒而过,自然景观呈现出北方的雄浑与壮阔。凭借其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和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永济在历史上成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泰州作为江淮文化重镇,其历史底蕴为文人墨客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清初戏剧家孔尚任在泰州治水期间,深受当地文化熏陶,最终创作出传奇名作《桃花扇》。该剧以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为主线,借“桃花扇”这一信物,抒写南明兴亡之痛。《桃花扇》不仅是一部爱情悲剧,更是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精神的写照。剧中人物李香君与侯方域的爱情悲剧背后,是对气节的坚守与对故国的眷恋。泰州(海陵)作为故事背景之一,象征着江南文人的家国情怀与历史沧桑。 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中国古代爱情喜剧的巅峰之作。故事发生在蒲州(永济)的普救寺。该剧讲述张生与崔莺莺冲破礼教束缚、终成眷属的故事。在金代海陵王完颜亮统治时期,蒲州曾称“泰州”,而完颜亮本人也以推崇汉文化、喜爱戏曲著称。《西厢记》歌颂自由爱情,反映了元代社会对传统礼教的挑战。永济(金代泰州)作为故事发生地,象征着北方文化的浪漫与开放。剧中人物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则蕴含着对个性解放的追求。
泰州(海陵)明清时期是盐商聚集地,经济富庶,文化兴盛。这里孕育了泰州学派(代表人物如王艮、李贽等),强调“百姓日用即道”,具有鲜明的平民哲学色彩。泰州学派的思想,体现了江南士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对民生疾苦的同情,也反映了他们追求真理、开拓创新的精神。而《桃花扇》的创作,更是将这种士人精神推向了高峰。泰州早茶文化闻名遐迩,蟹黄包、烫干丝、鱼汤面等美食,无不展示着江南饮食文化的精致与鲜美。这些文化元素共同构成了泰州(海陵)独特的文化气质,使其成为江南文化的重要代表。 永济(金代泰州)位于晋陕豫交界处,历史上长期是胡汉交融之地。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永济的文化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点。金国海陵王完颜亮虽为女真族,却酷爱汉文化,甚至仿效南朝风格写诗。这种对汉文化的推崇与融合,为永济的文化底蕴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永济的戏曲文化蓬勃发展,成为北方戏曲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西厢记》的故事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既保留了唐代传奇《莺莺传》的底色,又融入了元代市井文化的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全面系统深入地阐释了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所具有的深刻内涵,这是对中华文明根本属性的深刻思考和精辟总结。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在江苏泰州与山西永济的行政沿革中得到印证,比如泰州从西汉海陵县至南唐泰州建制更迭中保持文化内核,永济自北魏河东郡到明清蒲州府始终维持区域中心地位。两城唐代城垣、宋代学宫、明清宅院等物质遗存,与方志文献构成跨越两千年的完整证据链。 创新性表现为永济《西厢记》重构文学传统,以平民红娘形象革新戏剧范式;泰州王艮“尊身立本”说推动儒学发展,孔尚任《桃花扇》开创历史剧新体裁,形成“守正出新”的创造性转化机制。 统一性展现在不同时期政权对文化传统的延续,两地通过科举制度、盐业贸易、戏曲教化构建共同价值体系。 包容性体现于艺术形式的融合创新,永济壁画服饰风格的交汇(元代壁画张生形象融合蒙古质孙袍与汉族襕衫的特点)与泰州建筑美学的整合(泰州明代城隍庙建筑群兼有江南园林的精致和晋商建筑的恢弘),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 和平性彰显为文化影响力的持久延续,中国农耕文明对土地开发的重视超过领土扩张,儒家倡导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治理智慧逐渐成为思想主流。 泰州与永济,两座看似寻常却承载着中华文明密码的城市。漫步泰州的盐税博物馆,触摸永济的普救寺砖墙,历史在这里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可感可触的温度。从《西厢记》里红娘的机敏到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智慧,两座城市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理解。泰州的盐商宅院与永济的古城墙,既是建筑艺术的结晶,更是中国人“安居乐业”理想的空间表达。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座城市的故事,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奥秘——在坚守中创新,在包容中统一,用文化的温度化解历史的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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