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先生专门考察过近世启蒙思潮，对那些思想上勇于创新、对传统礼教进行反思和批评的思想家进行个案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末，侯先生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为泰州学派设计专章，分别是第二十二章《泰州学派的思想及其阶级性与人民性》，第二十三章《泰州学派继承者何心隐的乌托邦社会思想》，第二十四章《李贽战斗的性格及其革命性的思想》。这些着重考察了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王艮、何心隐和李贽，也勾勒了泰州学派的历史演变和思想特色。

上个世纪90年代，匡亚明先生主持《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给多位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写有单独的评传。其中《王艮评传》便是我所在的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龚杰教授所著。龚杰同志在撰写该书时，明确地说，他受到《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影响。他在该书《后记》中说：“早在30年前，当我还是一个涉足史学不深的年轻教师的时候，就曾受到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有关王艮论述的启迪，对王艮独特的学术生涯和朦胧的人权意识产生了研究兴趣，加之，浓烈的乡情责成我应该写一本有关王艮的书。”龚杰同志是江苏人，他所表达的这份可贵的家乡情谊，我也感同身受，倍外亲切。同时，由此也可折射出，《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在泰州学派的界定、人物的选择、思想学派的划分方面对后来的学人启发良多，影响深远。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在编写《宋明理学史》（下卷）的时候，对泰州学派也下了工夫，试图在材料收集、考辨以及义理分析、思想定位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在章节设计上反复推敲，最后列了两章，即第十六章《王艮与泰州学派及其与王学的关系》、第十七章《泰州学派后学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的“异端”思想及其对理学的批判》。这个架构是得益于《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但在文字表述上更加周密从容，关于罗汝芳的“赤子之心”的探讨则是新的尝试和补充。

众所周知，因为特定的时代原因和自得的学术研究，侯外庐学派整理勾勒了历史上的“异端”思想流派和思想家，并作为思想观念发展演变的构成因素之一。

《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选择了泰州学派的三位代表人物，即王艮（1483-1541）、何心隐（1517-1579）、李贽（1527-1602）。《宋明理学史》下卷在泰州学派章节中，增加了对罗汝芳（1515-1588）的探讨。

明代泰州学派的“异端”思想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具有进步性和人民性。“理解泰州学派创始者王艮的思想，必须从其接近下层社会的史实出发。这不仅由于王艮本身出身于灶丁，而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泰州学派的传播，主要的对象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群众。”（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74页）侯外庐先生指出王艮的思想“并非来自统治阶级的圣经贤传，而是有灶丁及与灶丁地位相似的农民‘叛逆’思想为其深厚的源泉。所以他自称他的学说是‘五经总义’，而非具体出于那一经。从正宗思想看来，‘五经总义’是非常可怪的‘叛道’异端，跟‘圣经贤传’对立。”侯外庐学派在梳理王艮“五经总义”与“章句之学”“总经”与“五经”“无所偏倚”与“无所乖戾”对立的过程中，没有仅仅停留在语词语汇的表层。“理解王艮的思想，理解其所袭用的王阳明学说的某些教条和范畴，必须透过其言语、文字的表达形式，来考察其思想实质。”他们发现，王艮在借助陆王心学的形式，不断弘扬“六经皆我注脚”的传统，日益走向摒弃圣经贤传，独创“百姓日用”之道的思想，具有学术创新性。

王艮强调万物一体，重视人和物都有“天体之性”，蕴含着朴素的平等观念，他“肯定了饮食男女之性，认为这是人的天性的自然权利”（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77页），”王艮把王阳明的‘致良知’颠倒过来，变成‘良知致”。王艮的思考在当时称得上振聋发聩，有启蒙意义。

侯外庐学派研究王艮的思想，指出：“‘百姓日用之学’是王艮思想的进步的命题”（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78页），“具有首尾一贯的人民性”，“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在理论形式上继承了古代儒家的传统和王守仁的‘良知’说，而在实际内容上又对正宗儒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多少反映了平民的要求和特点”。王艮的《乐学歌》深受欢迎，其中说：“人心本是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侯外庐学派认为这反映了王艮“人心自然论”的看法，“人心本体就是自然，自然就是快乐”。把心的本体看做是生理的自然欲求，削弱了心学的神秘倾向。“在思想方法和修养方法方面，王艮和其他王学学者一样，重视心悟和内省，但他的特点是，往往以‘日用见在指点良知’，更重视人的意识和心理活动。”

泰州学派重视人的生理欲望，反对人为干扰，这个观点在下层劳动人民中传播较广。而其代表思想家往往命运坎坷，如颜山农、何心隐等都遭受过非人的待遇，但是他们体现了共同的特点，即“不屈的战斗性格”，这是同其思想学说的叛逆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是泰州学派的一个传统。何心隐是泰州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重点研究了他的乌托邦社会思想。实际上，在王艮将自己的思想学说贯彻到社会治理层面时，己经带有了乌托邦的性质。何心隐曾被统治者视为“奸逆”“妖逆”。“何心隐的思想，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王艮思想更具体的阐发”。何心隐也认为人欲是天性的自然流露，要尽天性，就要寡欲或育欲，实际上是主张按照人的自然本有之性来活动，发展自然的人欲。这里隐藏着“鼓动劳动人民为自己利益而进行斗争的巨大作用”。何心隐重视朋友的社会关系，将“均”和“群”作为“会”天下（或者说统天下）的原则，他不断扩大政治社团“会”的组织，努力实验他的社会理想。

罗汝芳，是《宋明理学史》下卷中专门增加的一位泰州学派的思想家，在书中没有考察他的全部思想学说，而是抓住他比突出的思想内容，即“赤子之心”以及刑狱方面的论述。罗汝芳主张“天初生我，只是个赤子。赤子之心，浑然天理”（见《近溪语录》），号召人们爱养赤子之心。但是，“罗汝芳寄希望于爱养人间的赤子之心，以转移‘人情世习’，使‘顽劣’者成为‘善良’，使严峻者稍轻拷扑杀戮之威。这只是一种空想，没有现实的可能”，其社会理想同样也带有乌托邦的性质。

泰州学派的另一位后学李贽更加具有“战斗的性格”和“革命性的思想”。他的代表作《焚书》，侯外庐学派认为：“《焚书》是一面照妖镜，它折射出封建主义的社会矛盾，崇赞‘匹夫无假’而拆散了封建主义的特权式的道德律令。”李贽“由于他对历史的批判实际上乃是对现实的批判，所以《藏书》就为封建统治者视为一部危险的书，几经毁版焚禁”。李贽思想来源复杂，但是与泰州学派无疑是一脉相承的，并逐渐确立了反道学的思想体系，追求人道主义的平等观和个性说，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做出了贡献。“李贽的思想，在道德论的范围内，充满了平等、自由和尊重个性的精神。”我们看到他的社会平等说、个性自由说、个性解放说和他的文学评论，很容易理解他的进步性，我们看到他的历史的人物评价的著作，也很容易理解他的破除迷信的独到的见解。”

侯外庐学派发挥考辨史料的优良传统，在对李贽著作的研究中尤为显著。面对研究对象的思想冲突和矛盾，结合历史时代进行分析，往往能够入木三分，给人以新的体会。《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分析李贽的思想矛盾，就做了这样的考察和把握，认为：“李贽思想中的矛盾，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新旧斗争，又反映了新旧矛盾中新的为旧的束缚的痛苦。”“李氏著作，如何辨伪，是一个专门的问题，从思想学术的内容来看，应着眼其最基本的著作；其他信者传信，疑者存疑；不甚重要者，暂存而勿论。”这里强调了人们既要对史料的主次真伪做细致缜密的考察，也要在必要时闻疑待考，广泛地占有史料，并作缜密的审查和分析，“信者传信，疑者存疑”，这在今天依然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侯外庐学派在探讨泰州学派时，抓住泰州学派的论“道”核心，认为：“泰州学派主张当下日用是道。所谓当下日用，就是穿衣吃饭那样的自然，穿衣吃饭，包举了世间所有的人伦物理。”“满足人生最基本的自然要求，就是当下日用的道。这样，道是最平常的、毫无神秘之处的日常生活。这样就把道从天上拉回到人间，道不再是道学家所独占的神秘的东西。这种对道的规定，是异端的理论。”

总之，泰州学派是一个具有平民观的思想流派，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在历史上，它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推动和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