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陵的城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里下河通往泰州城区的南北交通要道，而“老渔行”就处在南北通衢的节点上，是由北向南进入海陵城的必经之地。

渔行村地名的由来史无明载。最早见于地方史料的是明《万历泰州志·疆域》 中的记载：“鱼行庄。”在 1984年编纂的《江苏省泰州市地名录》上是这样写的：“渔行大街，历史上为里下河渔市集胶地，此地渔行较多，故名行。”“鱼行”“渔行”，既有差异，又有联系。“渔行”地名的形成，由来已久。海陵城北有着大片水面，来泰的游民其中有做生意者，均聚集至城北余地——一个三面环水的草滩上落脚。久而久之余地形成棚户区，在此落脚做小买卖的人也越聚越多。他们经营的行当既多又杂，有些人就连自己从事什么行当也说不清楚。“余行”，原本是他们对自己从事行当的自嘲，后来演变成居住地的代称“余地”。“余”“鱼”同音。由于当地乡民大多以捕鱼为业，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鱼行庄”。随着鱼业发达，渔市兴旺，凡运往海陵城的鱼货，都由此地的若干渔行经手，于是渐渐地由“鱼行”演变成“渔行”，年代久了就成了“老渔行”。 

渔行村四面环水，水是渔行村的特色景观要素。有了水才有了鱼，才有了鱼庄、渔行。清代的一些诗作中经常出现“鱼行”字样。如泰州诗人康发祥 （1788—1863） 有 《海陵竹词》 曰：“赵公桥畔柳丝丝，桥过鱼行土地祠。夹岸网丝停蚱蜢，满船红日映鸬鹢。” 

诗人对此诗有注释：“鱼行乃捕鱼之地，两岸多泊渔舟。”由此可证，古渔行之地，村民既鱼且渔。这从同时代的另一位诗人王广业（1802—1884） 直接歌咏渔行之“渔”的 《海陵竹枝词》 中更能见证：“三里鱼行晓市开，家家晒网柳穿鳃。鳗鲡虽好难留种，买得鲳蝙带子来。” 

“三里鱼行”，说渔市之繁荣；“家家晒网”，道渔业之兴盛。好一幅生动明媚的民俗风情画卷。用今天的话来说，早在清代，渔行村已经形成了以“鱼”为特色的产业链。由此可见，若干年后随着捕鱼业的发达，渔行村的造船业、网丝业也就随之发达了。 

有水就有河，有河就有桥。渔行村有砖桥板桥等多座桥梁。其中最古老的则是横跨在渔行村南边新通扬河上的迎江桥。它的前身是拥有260多年历史的赵公桥，古称凤尾桥，是古渔行村的标志性建筑。清乾隆十八年 （1753），知州赵天爵捐俸倡建三孔石拱桥，以赵公姓名之。因原桥甚长，桥建成后两边建有五座“土地”庙，为海陵后八景“长桥烟景”所在。1960 年在河上建九孔木桥，1965 年又改修成水泥桥。2002年再次拓宽成钢管混凝土拱肋大桥，为北通里下河村镇之要道。

一座桥梁，将一座历史文化名村和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连为一体。

渔行村街区的传统木结构民居多建于晚清、民国年间，黛瓦青墙、朴素端庄、风貌统一。街区内现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包括渔行大街 26 号夏思恭祠、板桥河下 9 号新城过街楼、中茅山宫、渔行大街 15号渔行大街19号、砖桥河东22号等。此外，登记不可移动的文物有12处，历史建筑共有64处。除建筑文化遗存外，街区内还有古桥、古树、河埠头、码头等其他历史环境要素。

渔行大街15号、19号以及砖桥河东22号民居是典型的晚清江淮地域民居建筑，无论是外形还是内饰，都呈现出一定的历史文化内涵。位于渔行村新城老街的过街楼，架空建在街道两边房屋间，上为楼屋，下部通行。楼面距地表 3 米，街道宽 2.1 米。楼前为开敞的四角攒尖亭，后为硬山楼屋，系晚清建筑，在苏中地区亦不多见。

渔行村不仅有元末明初农民起义领袖、泰州白驹场张士诚新城遗址、夏思恭祠，还有中茅山宫、永宁寺等佛教殿宇。

新城遗址位于州城北5里处。宋理宗 （1234—1236） 年间，州守许堪在州北五里湖荡中筑堡城。元顺帝至正十二年 （1352） 五月，张士诚攻下泰州后据此，在城内设义兵元帅府及州治。至正二十五年（1365）间十月，朱元璋部将徐达、常遇春率兵水陆夹击取泰州，新城遭到极大破坏。今地面仅存部分城濠及由州治改建的都土地庙一夏思恭祠。渔行百姓为纪念战死在新城的夏思恭，就在当年夏的官衙附近建造了一座庙宇，供奉夏思恭像。在朱姓统治的明王年代，为遮掩官员耳目，庙名不叫夏思恭祠，而称“都土地庙”。旧时每逢渔行村有庙会时，都土地庙内供奉的神像，也都会由庙里抬出参加迎会。

中茅山宫因居苏南句容茅山和苏北兴化茅山之中，故名。中茅山又称长生庵，位于渔行村西巷组与渔行组结合处，抬梁式结构，清晚期建筑。1998 年初恢复香火，开庙后香客众多，遍及周边地区，高峰时达千余人。 

永宁寺位于渔行村赵公桥畔，又称北天滋庙，建于后周显德年间（954—959）。清代复改为水宁寺，乾隆、嘉庆、同治年间曾多次修葺。大雄宝殿于 1940 年一月为日本侵略军飞机炸毁，其余殿宇在开挖新通扬河时拆去。

老渔行有一条夹河，河面不宽，对岸人家可以在自家门前隔河对话。夹河向南经过荷花塘与卤汀河相通。由于年久失修，有些河段已经淤塞，有待疏通。

由渔行村向北，原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垛田，当地人称隔岸田。农民到隔岸田种植、收获需要划船。1975 年冬天，在“农业学大赛”高潮中，当时的“泰州市革命委员会”组织全市各行各业搞“会战”“大战胜利南北围”，将垛田平整为成片的粮田，这对于增加地方粮食产量或许有一点作用。然而，垛田风貌消失了。

据当地老人说，渔行村北边的垛田与张士诚有关。清代泰州诗人赵瑜有竹枝词曰：“春水溶溶漫柳塘，新城过去是鱼行。行人时把刀枪拾，元末明初古战场。” 

在冷兵器时代，渔行村曾经刀光剑影，战马嘶鸣。元朝末年，泰州白驹场盐民张士诚起义。1365年 10月，明军从大江口和扬州分水陆两路向泰州进发，包围新城。张士诚所部泰州守将夏思恭和严再兴率众坚守月余，新城终在 1365年 11月被明军攻破，夏思恭战死，严再兴被俘至南京殉难。在这次战事中，泰州军民牺牲5000余人。

为抵御明军南犯，张士诚曾在渔行村北面的水荡子里开挖八卦阵，形似垛田。明军来犯时被挡在了八卦阵外面，寸步难进。

康发祥《海陵竹枝词》咏曰：“港口南来隔岸高，形同八阵寓兵韬。士诚创与开平创，万户千门擘画劳。”康自注：“港口南来高岸，水四通八达，万户千门，舩户生者入其围，几不得出，是即鱼腹浦之八阵图也。或以为张士诚设。按士诚之平江割据，泰州未尝留念，似非张所设，乃为常开平设似较有理。”注文中常开平即常遇春。常遇春字伯仁，号燕衡，明朝开国名将，官至中书平章军国重事，封鄂国公，洪武二年（1369） 七月七日 （8月9日），病卒军中，年仅40岁，追封开平王。 

关于渔行村垛田的形成，在百姓中还有一种说法：明代官任泰州的福建人方岳所撰之《游新城佑圣观》诗中有“圩岸有田都种秫，野塘无处不生莲”句。“圩岸”，相传为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 抗金名将张荣所筑，俗称八卦阵。张荣原系山东梁山泊起义军，在岳飞岳家军南撤后，曾在海陵之北、兴化东面的缩头湖大战金将挞懒，致金兵“溺水而死或陷于泥淖者不可计”，损兵折将 5000人。此次战事，《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三、《大金国志校证》 卷七均有记载。缩头湖战役，使张荣水军为南宋朝廷所重视，将其招附入宋军，任命张荣为泰州知州，将长江口一带的防务交给了张荣水军，继续进行抗击金军的斗争。张荣遂于绍兴二年 （1132） 任知泰州。为表示对这支梁山泊起义军的纪念，人们将缩头湖改为得胜湖。 

笔者以为，渔行村北面的垛田如系元末明初筑成，则为张士诚所设较为可能。从垛田“形同八阵寓兵韬”的地形地貌分析，其主要功能是战争防御，而非进攻。常遇春为了夺取泰州，是不可能为自己设置进军障碍的。而张士诚为了防御朱元璋派兵进犯，构筑垛田，布阵八卦，是为常理。至于垛田究竟是南宋张荣构筑，还是明末张士诚建造，几百年前的清人尚且说不清楚，今天的我们就让其存疑吧。

沧海桑田，地覆天翻。当年的“圩岸”“隔岸”变成了垛田，种上了油菜、粮食。而今，八卦阵不见了踪迹，垛田亦无处寻觅。然而，历史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八卦阵、垛田虽然在地表上消失了，但它却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人间。现在渔行村周边，主要是北部地区原来是垛田的大片庄稼地就有黄垛、刘垛、陈家垛、梅家垛、洪家垛、李家垛、孙家垛、徐家垛等十多处以“垛”谓名的村庄。

渔行村造船业是海陵历史上最悠久的工业之一。据州志记载明末清初（1628—1644 年） 时，渔行村已有多家造船作坊，创始人多为苏州间门木工。明末，苏州门木工随游历者韩林迁来泰州，住市区大东桥附近 （即今东城河鼓楼大桥西侧、滨河广场地段） 和北郊渔行村等处。为适应当时盐运需求，他们以造船为业，海陵大规模造船业由此开始。大东桥附近造船作坊持续时间不长，即逐渐萎缩，而渔行村以周、严、徐三姓为主的造船作坊得到了发展。清乾隆年间，渔行村的造船业已相当兴旺，周大安、严登绪两家以各有大盐船 99艘闻名当地。当时的渔行村有住家约200户，以造船为业者占九成，所造之船大都出租。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0.6—1842.8） 以后，渔行材的造船业逐渐衰落。抗日战争期间，造船材料来源断绝，不仅无法造新船，旧船也因无料修理，只能拆船卖板。 

在渡江战役准备期间，渔行村街区周边曾是人民解放军赶造渡江大船的基地。数百船工不顾敌机轰炸，夜以继日地为解放军渡江建造大船，并且提供了数以百计的大小木船。红色船文化彰显了渔行村百姓为渡江战役的胜利，为创建新中国作出的重要贡献。1992 年，在渔行学校内竖立“渡江战役造船旧址”石碑座，以志永久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