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贞（1509~1585，字以中，明兴化韩家窑人），出身贫微，世代为窑工。他成年后，因父母双亡，无所依傍，曾短暂崇佛，后师从王艮次子王襞学习儒家思想，是泰州学派杰出的平民弟子，一生积极传承和践行泰州学派哲学思想，最终成为深受百姓欢迎的平民教育家。韩贞笃信心斋倡导的“出处之正”理念，早年绝意科举，不与官绅阶层为伍，一生未曾做官，自始至终与官绅阶层保持距离，但是他却与既是同乡又是同窗的李春芳有着深厚友谊。

李春芳（1511~1585，字子实，号石麓，明兴化昭阳人），嘉靖十年（1531）中举人，后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后被明世宗选入西苑撰写青词，甚得赏识，超擢翰林学士，旋即升为太常少卿，拜礼部右侍郎，仍兼学士。嘉靖四十四年（1565），兼任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参预机务。隆庆二年（1568），接替徐阶成为内阁首辅。

心斋有言，“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出不为帝者师，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遗其末矣。进不失本，退不遗末，止至善之道也。”“出处之正”是泰州学派诸贤所秉持的重要处世行事准则。在心斋传人、“淮南三王”之一的王栋看来，“出处之正”包括两层含义:“出”是居庙堂之高，必为帝王师，前提是帝王需尊师重道，否则恐有辱身之毁，违背尊身立本之旨；“处”则是处江湖之远，与草民为伍，需以兴文淑人、讲学明道为务，不能息交绝游。如此才能进退相宜，守本保末，得乎至善。基于泰州学派是平民儒学的认知，我们一般仅仅关注“处”之正，往往忽略“出”之正。李春芳与韩贞二人的一生所坚持的理念与实践，恰恰反映出“出处之正”对他们的影响。

隆庆二年（1568），李春芳出任首辅后，返回家乡兴化休假。韩贞在兴化教化平民、弘道化俗，李春芳对他非常佩服，于是乘船拜访。

作为答谢，韩贞赋诗一首，赠给李春芳。诗曰:“纷纷车马簇江城，上相初旋画锦旌。麟凤实关天下望，鹤鹑虚负海边名。山林廊庙心非远，明德新民业已成。剩有残膏携满袖，愿分梓里润苍生。”韩贞以“出处之正”理念，劝勉李春芳爱民如子，回馈桑梓。李春芳是内阁首辅，位高权重、衣锦还乡，备受天下瞩目；韩贞本人只是闲云野鹤，虚耽“东海贤人”的名望。但两人无论是高居庙堂，还是身处田野，“心”始终连在一起，首辅抱有“明德新民”的宏愿业已实现，韩贞也抱有同样的志向和追求，希望与首辅一道，润泽家乡百姓。

韩贞时常劝诫在外为官的，廉洁奉公。李春芳老母八十寿辰时，韩贞曾撑船运载两个酒坛，到兴化城西得胜湖，用湖水装满两个酒坛，用红纸封住，运至兴化东门码头，送给李春芳。李春芳于是派人搬取。

仅送两坛酒，侍从认为韩贞轻视李春芳。李春芳不以为然，笑谈坛子里装的不是酒，而是湖水，韩贞是在提醒他，要为官清廉如水！

《理学韩乐吾先生行略》记载，韩贞也曾拜访过李春芳，并借机共同探讨王学思想。韩贞对李春芳道:“公以书生中状元，书生知遇之极也；以状元为宰相，人臣知遇之极也。山林、廊庙岂两事耶?愿公与人为善，使匹夫匹妇化为尧舜之民，则今日状元宰相，当岁万世状元宰相，可谓不负知遇之极矣。”李春芳由书生中状元，再由状元作宰相，都是登峰造极的难得机遇。不论是高居庙堂，还是闲居山林，都可以与人为善，教化万民，把“匹夫匹妇”变成像尧舜时代过着幸福生活的民众。真正践行泰州学派的“出处”理念，“今日状元宰相”就可以变成“万世状元宰相”，既不负皇上的知遇之恩，也服务亿万民众，让他们安居乐业。李春芳对韩贞由衷叹服：“予在京阳，先生讲学邑中，不意所造竞如此，予实有愧矣。”二人虽然“出”“处”有别，但是韩贞却在基层积极倡道讲学、化俗导民，学术日渐精进。李春芳在后来休假期间，两人多次会面。耿定向在《陶人传》中记载:“李元宰时休沐在里，数召见之，互谈契洽。李公益重其人。李春芳在家乡休憩时，经常召见韩贞，每次都相谈甚欢，也愈发尊重他。

李春芳在京为官时，曾给韩贞写过信。在一次书信中提到：“遥闻讲学邑中，邑中之人皆信从，兴起诚能动物，非声音笑貌者比也。儿辈相接，当赐教迪，尤感。余不能悉。”他在信中指出，韩贞在乡间日常教学中，态度真诚，能够充分调动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韩贞讲学目的不为赚钱，他在《樵歌》中说:“老去渔樵不愧天，虚灵一点绝尘缘。能谋富贵寰中客，会领烟霞物外仙。且饮三杯欢喜酒，不争一个皱眉钱。尧功舜业浮云过，底事人生不自然。”韩贞秉持“出处之正”理念，不屑去争这“皱眉钱”。韩贞讲学内容和态度真诚，以“百姓日用”教导学生，不讲假大空，不整虚头巴脑。从学韩贞者如云，就因他诚实为人、诚心讲学，人们都非常信服他，“远近来学者数百人，庭履常满”。

韩贞的学识和人品俱佳，得到公认。李春芳才恳请韩贞作其长子李茂年的老师。李茂年拜入韩贞门下后，在其悉心教育下，李茂年品学兼优。在咸丰重修《兴化县志》里有李茂年小传：“李茂年，字伯高，荫授中书舍人，进尚宝丞，恬退不骄，常从韩贞游，以讲学化俗为务，奉册封藩，却馈不受。岁大浸，力请台使疏乞镯贩，免养马诸差，邑人感之。”李茂年虽然受到恩荫，但是人修养很好，恬静不骄，积极践行泰州学派宗旨，致力于讲学化俗，不接受更高级别册封。兴化发生洪涝灾害时，他积极上疏，请求蠲免租税徭役，乡民对他非常感激。    

明嘉靖、隆庆年间，内阁争斗激烈。李春芳虽然与人为善，崇信泰州学派倡导的明哲保身、尊身立本的理念，但也难免卷入徐阶、高拱之间的斗争漩涡。李春芳萌生退意，任职内阁时，便以父母年事已高，两次奏请致仕归乡，穆宗不允。两年之后，李春芳继任首辅，再次上疏乞休，仍不允许。隆庆五年（1571），南京给事中王祯上书指责李春芳亲已老而求去不力，李春芳借机奏请辞，但仍未获批。等到李春芳上了第五封奏疏时，穆宗无奈，只得下敕允许李春芳致仕。

李春芳位居首辅后，多次上疏求退归野，源于他受到泰州学派“尊身立本”“明哲保身”“出处之正”等理念影响。心斋以为，道身一体，只有尊身才能尊道。只有保好身，才能做好官。韩贞有言：“偷个闲时取个欢，莫将愁事锁眉端。进前担子千斤重，退后阶梯老大宽。”成就一番事业，应该做到劳逸结合、张弛有度、进退得宜，能进也能退。《乐吾韩先生遗事》记载，李春芳巡校泰州时，谒崇儒祠，祭拜王艮。李春芳触景生情，感喟不已，他虽位极人臣，但仍有不得意之感。韩贞在旁听闻，不禁笑问李春芳，怎能如此认识。既然官场险恶，不如急流勇退，虽然穷居，也要意气有加。当时在场的耿定向讲：“世固有大行不加者，能不加，即不损；穷居而意气有加，亦损也。”耿定向所言，人生和事业达到一定程度后，能不冒进，那就不亏不损；因困守现状而焦虑不停，也是亏损。当时在场的王襞也说：“大行穷居，须一视焉可也。”王襞也讲在俗世洪流中要保持一以贯之践行大道的人生豪迈境界。

隆庆五年（1571）五月，李春芳赋闲归乡，远离了朝堂倾轧。归乡之时，韩贞与吴承恩一同拜访了李春芳，他们在一起相谈甚欢。韩贞赋诗一首：“上相南归绿野堂，下贤初举李膺筋。名园碧水依鱼藻，礼座清叶俨凤章。海甸苍生涵化育，天朝礼乐籍施张。东山暂喜留安石，野服无妨一揖长。”韩贞把李春芳比作唐代名相裴度、东汉名士李膺，诗中感情真挚，相聚情景甚好，表达出即使归隐山野、布衣野服，也能化育苍生、推行天朝的礼乐教化。李春芳归隐后，与老友欢续旧游，与里中鸿儒、后生们讲论道艺，怡然于交友论道，恬淡于奉亲养老、关心民事。在其《贻安堂集》中，很多文章、诗歌都上述活动都有所体现。李春芳在朝时位极人臣，克己奉公、清正廉洁、学识渊博，归隐后性格恭谨、治谕平恕。他的功绩与品质既源自他的勤勉苦修，也受到泰州学派及韩贞等乡贤思想影响。

当时，兴化乡里要修建一座书院，韩贞大力倡导，李春芳积极支持。他们共同为书院选址、规划，同时邀请许多知名学者前来任教。在书院落成典礼上，李春芳亲自撰写一副对联：“心斋启后学，出处皆正道；乐吾继先师，教化有遗风。”这副对联，既表达了对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敬仰，也表达出对韩贞传承泰州学派思想的肯定。

李春芳致仕归隐兴化后，当地遭遇旱灾，农田颗粒无收，百姓苦不堪言。韩贞四处奔走，组织乡民自救，同时致信李春芳，向其求助。

李春芳看到韩贞的信，四处筹措粮食和物资，救济受灾百姓。

李春芳与韩贞的故事是泰州学派思想传承与实践的生动写照。他们的交往不仅体现了个人之间的情谊，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思想潮流以及儒家学说在民间的发展与影响。

万历十二年三月十九日（1584年4月18日），李春芳逝世，享年七十五岁。六月，明神宗赐祭葬，追赠太师，谥号“文定”，祀乡贤祠，墓在扬州城西二十里宏恩寺旁。为赞扬明、清两朝兴化李氏一族，自李春芳曾祖李秀以下九辈，世代为官，且官居极品，门庭显赫，分别是上三世李秀、李旭、李镗皆因李春芳封荫，追赠少师，位列三孤，都为极品。状元宰相，李春芳卒后赠封三公“太师”，为正一品。第五世李茂材为春芳次子，荫封尚宝寺丞升太常寺少聊，以子思诚赠封礼部尚书。第六世李思诚系茂材子，字次卿，又字碧海。万历廿六年（1598），官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第七世李长琪，字维修，思诚次子。以其子李清赠封刑科给事中，至清康熙年间，又以其孙李楠追赠九卿左都御史。第八世李清，字心水，又字映碧，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历任刑、吏、工科给谏，至南明弘光，官至大理寺丞。第九世李楠，字木庵，李清子，康熙十二年（1673）进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

同年八月初九日，韩贞也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七岁。韩贞生前一心弘教化民、克己为人，为纪念这位乡贤，乡人建设韩公祠，位于兴化县城东岳庙东侧，由原先祀奉屈原的竞渡庙改建而成。祠内建造塑像，每年分春、秋两次祭祀，作为官祭，春秋二祭定例沿袭。《兴化县志》载曰:“先生以理学崇祀乡贤，特建专祠，春秋官祭，祝文云：维昔先贤，崛起海滨，绍兴绝学，剖朱陆之同异能自得，师化远近之愚顽诱人以善。诗特其余事。”

万历二十年（1592），韩贞的门生相聚韩贞故居韩家窑，“复检遗稿，得诗若干篇，综辑雕刻印成《韩乐吾先生集》广传海内。”后学李宝瑜为其作《序》，赞扬韩贞精通理学，是道德楷模。“刻印遗集全部，上体天心，下顺人情，千古不朽，百代留芳”。 并题诗两首:“怪门奇傈士，往往出衡茅，述性轻仙佛，逃名笑许巢，一方惊崛起，四境感身教，乡饮大宾位，推崇胜序胶。”“诞垣寻常术，型偏悟自陶，姚江延性学，东海颂贤豪，相业规先世，儒学示我曹。后生观大集，仰止过山高。”在今天的兴化县城，四牌楼上依然有“东海贤人”匾额，从而褒奖韩乐吾先生。

雍正十年（1732），兴化县丞汪芳藻认为韩贞对兴化的历史文化功绩不亚于范仲淹，是一位理学大儒，于是因循旧例，重新恢复对韩乐吾的春秋二祭。“凡新往任暨元旦、长至令节并春秋二丁礼，邑令必躬亲诣谒祭，不得转委垂尉，用昭诚敬焉。”

李春芳和韩贞二人共同推动了文化传承，李春芳的文集和韩贞的讲学笔记，为后人研究当时社会文化和泰州学派提供重要资料，他们的故事、精神，已经深深融入泰州这片土地的文化底蕴之中，成为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