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的“身本”论与其师王阳明的心本论有明显的不同。王阳明以“心”为“身”的主宰，虽说“身”为“心”运作提供了基础，但只从“身”上考虑，就会走向错误的道路：“看善恶，躯壳上起念，便会错。”王艮把“身”置于“心”之上：“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王艮的身本论，是本体论的一种新形态。不同于宋明理学的气本论（张载、罗钦顺为代表）、理本论（二程、朱熹为代表）与心本论（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在王艮的著作中，“爱身”、“保身”、“敬身”等词是经常见到的，与“身本论”相配合，王艮还有“身尊道尊”的合一论。

嘉靖十四年（1535），淮扬发生灾荒，王艮到仪征，向素来敬重他的富豪王氏借贷二千石大米，请官府造名册发放给饥民。当地巡抚怀疑王艮从中捞取油水，把王艮关在官署里。巡抚派人侦查，结果一无所获。巡抚把名册与饥民稽查后，发觉一无差错，便对王艮说，你是一介布衣，做了官府办不成的事情。“秋大疫，先生又日煮药广为调济，全活者甚从。”这有继承王阳明“知行合一”之处，而实质是以“身本”论为基础，为解决民生问题采取行动的担当精神。马克思说：“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得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这个任务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使命”与“任务”强调个人对社会承担的责任，也就是担当精神。习近平指出，担当精神就是自觉地勇于挑重任，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习近平说：“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才敢担当。‘心底无私天地宽。’担当就是责任，好干部必须有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王艮无私心，被官府怀疑后，在官署里与士人们谈论学术，坦然得很。王艮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起而行之。他自觉地把解决民生困苦作为自己的责任，在条件许可时，超越官民界限，勇于践行做有利于民众的事情。王艮的担当精神是出于个人自发的，相对于以推诿、扯皮，不履行自身责任一些官员来说，精神境界要高得多了。

其次，与关注民生相配套的是泰州学派对“人欲”的肯定。朱熹对“欲”与“人欲”有个说明，“欲”是人们正常的生理需求，如肚子饿要吃馒头，这是“欲”的满足。想一席上等酒宴来解饥，这就是“人欲”。二程说“肆欲者乱常”，以为民众肆无忌惮地提高欲望的要求，就会扰乱社会正常秩序。这个秩序就是以等级制度和伦常秩序为基础的专制统治。程朱与陆王的观点有很大的分岐，但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上并无不同。中国古代社会，一些人的欲望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君主），另一些人欲望则被限制在非常狭小的范围里（民众）。这不仅要有制度上的保证，而且要有思想家罗织出种种学说来，宣扬民众的欲望应当缩小乃至于绝灭。理学家以抽象的思辨，把等级制度和伦常秩序建构为“天理”，又把“天理”上升为君临天地、人们不可违抗的天命，是要说明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合理的。曼德威尔是英国资产阶级的伦理学家。他的著作只留下《蜜蜂寓言》一书。他主张归结到一点，即“人却是非常自私专横而又是狡猾的动物。以往的统治者，力图改变人的自私这一本性”，统治者“所努力的主要事情，便是使他们治下的人民相信，克制自己的嗜欲比放纵自己的嗜欲对于人人都较为有利。”

泰州学派认为，不只人的正常欲望要得到满足，而且对欲望的进一步需求也应该得到满足。王艮的学生颜钧说，人对财富的追求，“实天机所发，不可壅瘀之。”颜钧在讲学时，强调“制欲非体仁”，断定抑制人的欲望，不是孔子讲“仁”的本意。罗汝芳接受了这一主张，便拜颜钧为师。他早年受理学的影响，把自己关在村里寺庙中，一人独居，“屏私息念”，以为这种修身养性的方法，是成就圣贤的良方，结果生了一场大病。听了颜钧的主张后，罗汝芳刹那间醒悟了，“万皆是事故吾身，则嗜欲岂出天机外耶？”罗汝芳是泰州学派中官做得最大的，至云南副布政使。在17年的官宦生涯中，他把“向民所欲”的主张，在安徽、云南等地的施政中践行了。何心隐批评理学开山祖周敦颐的“无欲”说，提出“育欲”说，认为在欲望的满足上，百姓与君主有着同样的权利。

罗汝芳所说的“嗜欲”就是对欲望的追求。欲望是人对物质利益或精神生活的一种内在需求。在宋明理学家宣扬道德禁欲主义，与曼德威尔所说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专制社会服务的。李贽“各得其千万人之心，造成其心者，各遂千万人之欲”的主张，强调了民众的欲望要得到充分的满足。让天下千千万民众的“嗜欲”，得到符合其要求的充分满足，奏响了道德禁欲主义的丧歌。泰州学派的欲望观，有着反对专制主义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