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提出“身本论”，以“身”为万物之主，赋予“身”以主导地位与本体价值，构成生活美学的本体论思想。立足生活美学，处于社会中的“身”，其主要活动场域是“人”的“生活域”。而“生活”既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强调过程性，同时又是生命实体的生存场域，强调目的性。生活场域中的“身”是生命实体的直接体现，是一切物质与精神活动的寄寓者。在此意义上，“身”既是“生活”的主动谋划者，又是被动执行者，兼具主体性与客体性，人的现实生活是以“身”为过程和目的的行为体现，因而对于“身”的考虑是生活世界的根本内容，“身”在生活美学中也就具有本体论意义。

王艮分别从“尊身”“修身”“安身”“保身”等维度阐释如何成就“身”的本体价值，形成了以“身”立本的工夫论思想。其一，“尊身”。基于“格物”论，王艮提出“圣人以道济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弘道，是至尊者身也”，形成“尊身”的工夫论，其主要工夫在于肯定人的物质生命形式，提高“身”的地位。这是王艮对历来“道尊身卑”思想桎梏的打破，将众生均有之“身”推向与“道”同的至尊地位，突出了普世性的生命关怀。其二，“修身”，主要注重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修身立本”，强调“身”的持续发展。泰州学派将“修身”的工夫跨越社会阶层，下放至庶人，“修身”不再局限于社会上层或作为“士”的专属，而是成为普通百姓也需进行的生命活动。这既肯定了修身的日常途径，也明确百姓生活即修身的合理性，其实是将“修身”进行了审美下移，下放至平民阶层。其三，泰州学派进一步提出“安身”工夫，从何为“安身”、如何“安”以及得“安”三个维度，形成“修身”基础上知变通的生活智慧。泰州学派认为实现真正“安身”需以“知本”为前提，经历“定、静、安、虑、得”的过程，“定”即不求于“末”；“静”即保持自身的平静而不为外物所扰。“安”在此含有万物平等之义，意为主宰者本从万物中来，因而主宰者与庶物本就是平等。“虑”即审时变通。可见，得“安身”包含诸多要素，既要从“安”的根本——“身”出发，又要拥有稳定的情绪（心绪）、平等尊重的思想以及灵活变通的能力。“安身”不单是外在的安顿，更有内在要求，包括个人外在安稳的安身立命条件与内在充实不惊的精神支撑两个方面。此外得“安”具有重要社会价值，即“修己以安人”，总体分为三重：安身—安家—家齐；安身—安国—国治；安身—安天下—天下平。这是实现“安身”后的切实价值。立足生活美学思想向度，“安身”是泰州学派宏大社会理想的体现，又可以成为一种理智而知变通的生活智慧。其四，“保身”工夫尤其强调主体与客体间的价值交互性，仍体现出泰州学派的社会和谐理想。王艮的“明哲保身论”是对个体生命的一种尊重和爱护，关注的是个人及其外部世界和谐的相处方式。“保身”工夫是在“我”与“他”（包含他人、一家、一国）之间形成“爱身”“敬身”的良性循环，这是一种共生共赢的价值关系，揭示出“保身”工夫更侧重通过向外输出的方式以实现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和谐，追求小我与大我的共生共长。

二、简易之乐的生活审美境界

泰州学派生活审美追求“我”与天下共乐的审美境界。王艮发展王阳明的“乐是心之本体”，提出“乐则天，天则神”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提出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基础，根据“身”为万物之本的思想，王艮此“真乐”的主体首先指向百姓日用之间的“身”，而非高悬的“道”。这里的“天”是宇宙运行法则与人内在心性的结合，“神”则是宇宙运行法则与内在心性合一的境界，即天道与人心的契合。这里“安则久”的对象是天下万民，因而“乐则天，天则神”所达到的境界是天地万物一体的“真乐”境界，意即体现社会群体个性的“真乐”，是泰州学派朴素安民的美学思想体现。王艮此“真乐”在“安身”的基础上阐发，且是百姓求身心之乐的欲望与社会道德共存下的众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安抚民众，缓和社会激进情绪的心理调节功能，即“着衣吃饭，此心之妙用也；亲亲长长，此心之妙用也；平章百姓而协和万邦，此心之妙用也”。这里的“妙用”即指向“真乐”的社会心理调节功能，是泰州学派朴素的安民思想的体现。

具有主观意愿的“乐”是泰州学派一贯主张的率性而为，是尊重人性，还以本心自然状态的“真乐”，即“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人人本有，不假外求，故曰易简”，“简易”是达到“真乐”心境的必要阶段，是一种反身内求的境界。这种境界实现的根源在于“乐”为心之本体。王艮及其后学相继言明“乐”源自本心，“真乐”无需刻意，因而需“向内求”。反身内求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立足本我才能“反身”，二是摒弃言语、思虑等的刻意造作。简而言之，这种“向内求”侧重主体意识上的自我需要与自我满足，是一种自得其乐、率性归真的生活态度，是泰州学派尊重人性的体现。“反身而诚”具有切实的主体性，除了反身内求的必要性，还在于“诚”的主观能动性。泰州后学王栋以“意是心之主宰”“自做主张，自裁自化”等言论明确了“反身而诚”的施行主体是具有主观意愿的个体，而非被动操纵的个体。泰州学派尊重主体意愿与人性自然的思想反映在生活美学中则是对百姓日常之乐的崇高肯定。百姓日常之乐既是一种简易之乐，更是人性发展的自然状态。王艮提出“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与鸢飞鱼跃同一活泼泼地则知性矣。”这便是对百姓日常简易求乐的肯定。“乐学”是王艮所倡导的，日常对于“乐”的追求也是一种生活之“学”。晚明时期百姓身处各种困境之中，若主体可以依照自身意愿而生活，便是至诚之乐。“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践行的是主体能动性的简易之乐。反身内求将人追求生活之乐的行为无差别化，赋予简易之乐以平民色彩，“反身立本工夫，自天子至于庶人，无贵贱一也。自洪荒至于今日，无古今一也”。简易之乐作为泰州学派孜孜以求的生活审美心境，以“反身”实现至简至易的符合主观意愿的“真乐”，肯定了社会底层百姓获得自乐的合理性与可能性。

三、泰州学派生活审美现代转化的思考

泰州学派“体”“用”合一的生活美学思想注重个体的主观意愿，是一种尊重人性自然的审美观念，这与中国古代生活审美一向注重身心一体的审美传统一脉相承。现代生活审美更多集中甚至泛滥于感官刺激，将身心割裂，背离了中国古代审美传统，因而带来了短暂物美享受后的审美倦怠与内心空虚，或者以现代心理学称为“空心”之症。现代生活审美中过度的外在包装与感官刺激，已然造成一种被动的审美接收。这种海浪般涌入的审美方式是对人的一种审美侵占，目的是夺取人的主观审美意愿与能动选择的空间，以实现短暂的个人利益。泰州学派生活美学中对审美主体的主观意愿与能动性的重视正是尊重人的审美心理与审美传统的思想生发，尤其是以“身”为中介的审美本体论与工夫论，将“人”的持续性发展放在本位，以及“修身”的工夫论，更为注重内外素养的一体。现代生活审美也有所谓的“内卷”跟风现象，而往往昙花一现，根本原因在于“内卷”的是生活审美成本的单一提高而非审美需求的内心满足，尚未切中真正的审美需求，也即没有实现泰州学派所言的“真乐”“简易之乐”。这种过度费力费心的内耗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审美愉悦。

这里的“自然”是古人观念中的自然存在，而非今天与人有所割裂的自然。泰州学派生活美学思想中很突出的一点在于对“身”的敬重。敬重于“身”的根本代表着泰州一派对于天地造物的敬畏之心。中国古人的审美自有对天地自然的敬畏，自然与生活在古人观念中是一体的，不若今天，二者仿若分属于两个系统：自然、社会。这是由于人化与人迹的过重。古人造物有着清醒的认识，讲究与天和与地和，尊重物的自然存在，造物讲究因势，也追求巧夺天工，无论是“因势”还是“巧夺”，其内在都遵循着天地自然之律。由于有敬畏、有尊重，古人生活审美的开展是遵循心的意愿的，因心本有敬畏之情、敬重之义，所以不敢懈怠，这份持重的支撑也就很难有“空心”之症。现代生活审美的倦怠，审美机械化、程式化现象严重，这是一种绝对理性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譬如古镇旅游的兴起，同质化与商业化严重。古人有云“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现在遍游古镇，应当是“只在此‘古’镇”，几乎“古”得大同小异，只是“古”出了砖瓦，并未“古”出地方韵味。敬畏之心的缺位会忽视人的真实需求与物的自然特性，粗制滥造与奇技淫巧的纷至沓来，审美体验自会降低。泰州古镇的建设应以自己的文化特色打造出古泰州人的生活审美方式与氛围，以记录的典型生活故事与场景进行审美设计，可观览、可体验，让他人记住泰州生活的特色。

泰州学派对百姓民生之乐的审美关注带来生活审美的下移，在古代生活美学中是一个重要转折，现代生活审美活动中理应将古泰州关注民之乐的传统发扬下去，突出泰州以全民之乐为特点的生活审美方式。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将百姓日用之道与圣人之道同列，以百姓日用使得虚无的“道”具象化，转化为百姓一日之间的生活行为，降低了体道的审美难度。泰州自有民乐而众乐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自信与生活文化氛围应该着力营造，显示出泰州学派一脉在今天百姓生活中的影响痕迹，从文脉传承中契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泰州学派尊身、修身、安身、保身、敬身的生活审美工夫论也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开展的审美活动，比之高悬的道，更易于大众理解和接受。因而适当的文化宣传与引导，将这种朴素的生活审美工夫落地到人们的生活中，泰州学派追求的众乐之乐的生活审美便有了历史与现实的沟通互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