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争相言说“坡子街”的时候，有不少人问及，坡子街现象为什么出现在泰州？坡子街现象与文学的人民性有着怎样的关联？

　　在笔者看来，坡子街现象在泰州的出现有着某种历史必然性。观察一个国家抑或是一个区域的进步发展通常有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经济，二是文化。这些年，泰州经济发展取得骄人成绩，人们有目共睹。就文化而言，泰州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追溯历史渊源，可以看出最具影响力的应是泰州学派进步思想的赓续和传承。

　　自古以来，我们国家就有众多的贤人志士，他们以忧国忧民忧天下为己任，为民族整体素质的提升，为国家的自立自强，或著书立说，或奔走呼号，或为民请命，或舍身求法，坚韧不拔地进行进步思想的传播。

　　诞生于明代后期的泰州学派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作为中国哲学史上唯一以地域命名的哲学流派，泰州学派有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晚明社会的哲学、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的进步发展都产生积极和重大的影响。学术界对泰州学派的思想、成就、影响力等亦已做了大量研究，产生了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我以为，就当今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言，尤其是推动学习强国而言，坡子街现象最可宝贵的是闪烁其中的人本意识和平民思想光芒。

　　泰州学派倡导的平民思想是人不分高低贵贱，天下之人一样平等，都应当接受同等的学习教育，知识应当为所有人所接受和运用。在数百年前的封建社会，不分等级，没有歧视，“学问下移”“为百姓日用”“熔铸天下”的一系列学说主张，其深刻性、前卫性显而易见，尤其是出生于士大夫阶层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们以宽广的胸襟和眼光，跳出狭小的天地，摒弃一己的私利，心系天下大众，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泰州学派的主要代表王艮、王栋等人开门办学、兴办讲会，具有口传自授的特点，其学生充满平民色彩，包含了不少车夫、陶匠、渔夫、盐丁、农夫、樵夫。这种教育的平民化思想与孔子所说的有教无类，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属于我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扬光大。但是，能够看出泰州学派的主张和实践更加全面、更加具体、更具操作性。

　　我们党提出的人民性与泰州学派的平民化思想固然有相通之处，但内涵不一。人民性是从平民化演化而来的高级形态，是平民化思想的升华。包括泰州学派在内的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知识分子提出的平民思想、民本理念等等，只是出于朴素的认知和良知，在那个时代是属于进步的思想，对后世也产生着重大影响，但囿于阶层属性以及思想局限，他们的良好愿望难以实现也是必然的。

　　中国共产党不仅把为人民服务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且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同时要求包括新闻、文艺在内的所有领域始终不渝地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这是我们党的先进性所在，也是我们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法宝。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思想主张，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迫切需要亿万群众的主动参与，迫切需要将“人民至上”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落地、落实和行动。

　　坡子街现象的最显著特征，是以“大众写作、大众阅读、大众推广”为抓手，在守正创新中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坡子街现象的出现，当然有自身生存发展方面的考量，但本质上是新闻、文学领域的一大突破，是思想方法、思路举措的一大变革，其间当然可以看到泰州学派民本思想、平民理念的传承，更应当看到是“人民至上”在报纸副刊的生动实践。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时下的传统纸媒遭遇到了严峻挑战，发行量订阅量日趋减小，生存空间受到明显挤压，许多纸媒都在找寻自己的出路。置身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坡子街”的编者高举文学的人民性大旗，把“大众写作、大众阅读、大众推广”三位一体熔于一炉，持续地推动人民性抒写，三年来“坡子街”发表了3700多篇具有较高质量的文章，使坡子街副刊迅速成为广大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写作和阅读平台。网络时代的泰州甚至出现了比20世纪八十年代还要繁荣的大众读写景观。

　　原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吴周文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指出，“坡子街正在划时代地实践着一个人民自己来写人民的问题”，是“打造重构文学人民性的一个具体途径”。“坡子街”几年的探索成就斐然、硕果累累，它集聚了人气，鼓舞了作者，凝聚了读者，既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文学与人民大众的关联，又使学习强国、全民阅读、书香社会的愿景得到具体体现，同时也托举了纸质媒体生存发展的空间。这样的探索和实践可以看出领导者们的远见卓识和文学情怀，同时也展露出其大格局、大情怀、大视野。

　　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学是晶莹剔透的浪花。当今社会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准大幅度提高，他们心存文学梦想，有言要说，有话要讲，有着强烈的抒写渴望和表达诉求，这是新时代所具有的值得注意的文化指征。

　　无论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任务看，还是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深化的要求看，抑或是从坚持文化自信、繁荣文艺创作的现实需要看，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搭建平台，提供阵地，构造载体，反映的是坚定的政治站位，也是审时度势、勇于担当的正确选择。

　　“坡子街”积极搭建大众写作阅读平台，热情鼓励人民群众拿起笔，记录身边人、身边事，记录时代变迁、叙写真情实感、弘扬新风正气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带有明显的探路探索的意味，无疑是率先而为的创新之举。

　　“坡子街”作者的广泛性令人欣喜，这里当然不乏专业作者，不乏天南地北的家乡人，但更多的还是来自本土各个层面的普通人，瓦工、木工、油漆工、农村种养专业户、个体工商户、残疾人、医生、教师、快递小哥……这些平民作者来自生活的底层，熟悉生活、热爱生活，他们用自己的眼光和笔触抒写内自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因而“坡子街”呈现的文字展露出更加朴实、真实、自然的特质，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

　　“坡子街”刊发的作品多来自于生活的第一现场，那里的作品反映着变迁的社会，感应着时代的脉搏，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我手写我事，我手写我心，我手写我情”，很容易引发读者群体的共鸣共情。抗击疫情、反腐倡廉、自立自强、艰苦创业、遵纪守法、邻里和睦等等与时代同行的主题，在“坡子街”作品里可以随手拈来。伴随着“坡子街”走进工厂、走进社区、走进医院、走进校园，伴随着作者、读者、编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伴随着“学做文、学做人”的正确引领，对于推动社会成员综合素质的提高，对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都在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对于来自生活第一线的稿件，对于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作者，“坡子街”的编者怀有高度的敬业心和责任感；对于有一定基础的稿件，也即是所谓“接地气、抒真情、非虚构”的作品，编者都反复修改打磨直至推荐发表。从“坡子街”设置的广接地气的诸多特色栏目中，从“坡子街”刊发的充满烟火气的众多作品里，都可以看出编者们在发现、发掘普通作者方面的用心用情、倾力投入，正式刊发后还通过推荐转发、读者评介、专家点评等方式，给予满腔热忱地培植扶持，从而使许多草根作者的知名度和文字表现力得到明显跃升。

　　人民写、写人民已是“坡子街”的一大盛景。读“坡子街”作品，你能够感知创作者们的人民立场和精神指向，能够感觉那些作品展露的鲜明的人民性主题，能够感受到作为普通人的思想感情的朴素表达，同样能够感动于达观进取的人民情怀和人民形象塑造。譬如，开饺面店的常玫瑰、经营小超市的姜诗兰、残疾人姚林芳、油漆工姚军、退休教师李树楚、在外地打工的周春根等众多作者的作品，其间的生活场景、人物形象、思想主旨、群众语汇、情绪表现等，都极大地焕发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勇气和热情。

　　如果说泰州学派的民本思想在当年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话，那么，今天的坡子街现象应当视为文学的人民性的鲜活范本。

　　文学艺术应当成为时代前行的灯塔火炬，不能成为少数人的孤芳自赏和自娱自乐的消遣品，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参与。“坡子街”“三个大众”的有益实践与过去的绘画村、赛诗会等等有着本质的分野。前者是真实的，后者是虚假的；前者是自发的、自觉的文化呈现，后者是出于某种功利的堰苗助长；前者是文化繁荣的必然反映，后者只能是昙花一现的闹剧。

　　在我看来，“坡子街”矻矻以求、竭力推动的“大众写作、大众阅读、大众推广”，是讲好中国好故事的积极探索，它所展现的人民性主题，是与当今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高度契合的创造，既能成为社会成员素质大提升的标识，同样也能成为文学艺术繁荣的风向靶标。

　　文学的人民性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急需应答的实践问题。这一问题攸关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核心价值。怎样的文艺才属于人民，坡子街现象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积极的回应，这样的实践活动，值得思想文化战线认真研究总结。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放在这样的宏大背景下考察，“坡子街”“三个大众”的探索实践，其不同凡响的价值和意义已经不言而喻。倘若坚持不懈，倘若全国各地的媒体都来借鉴，又该是怎样的蔚为大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