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1483-1541），字汝止，号心斋，明代泰州府安丰场人，泰州学派创始人。淮南安丰场地处沿海地区，以产盐闻名，史称“两淮盐利甲天下”（清康熙《两淮盐法志·风俗·灶俗》）。王氏祖上出身盐丁，王艮为家中次子，7岁时就读乡塾，后家贫辍学，19岁时其父王玒（号守庵，1445-1536）命其行商。据其《年谱》记载，王艮分别在其23岁（1505年）和25岁（1507年）两次赴山东行商，开启了王艮求学行道之路。

　　王艮治学觉民行道的一生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自修悟道期，从明正德二年（1507年，时25岁）至正德十五年（1520年，时38岁）。25岁时在山东行商时曾拜谒孔庙，并发愤读书；常以《孝经》《论语》等书藏于袖中，“逢人质义”。29岁时曾梦“天坠压身，万人奔号求救”：“先生独奋臂托天而起，见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万人欢舞拜谢。醒则汗溢如雨，顿觉心体洞彻，万物一体，宇宙在我之念，益真切不容己。自此往住语默，皆在觉中。”这是心斋“悟入之始”，即心斋在学问上有真正的觉悟。

　　从师阳明期，从正德十五年庚辰（1520年，38岁）至嘉靖七年（1528年，46岁），慕名至江西拜王阳明为师。其拜师经过颇为传奇，从最初的“无以学术误天下”的疑虑，到“亦心服公，稍稍隅坐”，到“下拜而师事之”“遂自悔”；至明日“先生心大服，竟下拜执弟子礼”。嘉靖元年（1522年，40岁）北上京师，宣扬心学，乘坐亲手制作“蒲轮”，大书：“天下一个，万物一体。”宣传践行师说，引起京师士大夫的震动。

　　讲学行道期，从嘉靖七年（1528年，46岁）至去世。阳明逝世后，王艮开始在家乡泰州一带讲学授徒，昌明阳明致良知，并创建新说（即“淮南格物说”）。

　　嘉靖四十三年（1564），泰州督学耿定向将王艮附祀于州中安定先生祠，万历四年（1576），在耿定向的极力倡议推动下，知州吴道立、兵备道程博主持兴建了专祀王艮的崇儒祠。此后三百多年中，几经修葺与扩建，祠屋规模日益扩大。

　　钱穆指出：“守仁的良知学，本来可说是一种社会大众的哲学。但真落实道社会大众手里，自然和在士大夫阶层中不同。但从这一点讲，我们却该认泰州学派为王学惟一的真传。”王艮突破师说，践履儒家精神，将之与百姓日用实践结合在一起。王艮所倡导的“百姓日用即道”和“安身立本”的“淮南格物”说，成为泰州学派的主要学术思想。

　　其一，“百姓日用即道”。阳明之后，王艮发挥师说，其“百姓日用即道”影响深广，“闻者爽然”。王艮进一步指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是异端。”“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王艮强调圣人的神圣世界与理想生活原则无异于普通百姓的日常世界与生活原则，进一步确立百姓日常生活为第一性的生活纲领。王艮把“圣人之道”与“百姓日用”等同，将王阳明“人皆可为圣人”的命题代之以“满街都是圣人”“晓得圣人即是自己”，在其儒学民间化运动中将儒学由士大夫文士之学真正变成不分身份的平民之学。

　　其二，“安身立本”的“淮南格物”。王艮指出：“格物，即物有本末之论。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格知身之为本，而家国天下为之末。”“身未安，本不立也，知安身者，则必爱身、敬身。爱身、敬身者，必不敢不爱人、不敬人。能爱人、敬人，则人必爱我、敬我，而我身安矣。一家爱我敬我，则家齐，一国爱我敬我，则国治，天下爱我敬我，则天下平。”泰州学派重视个体之“身”，不仅提出“安身”还提出了“保身”观念：“知保身，则必爱身如宝”。安身、保身的“身”都是指个体血肉之躯的生命存在；“爱身说”是把爱护人的感性生命置于珍重道德原则相等的地位。这种思想不仅与朱熹、阳明的格物说不同，与整个理学传统的发展也显示出重要的差异，这的确显示了一种新的思想方向。但王艮的这些思想，不应被视为理学的异端，而应看作是作为精英文化的理学价值体系向民间文化扩散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一种形态，带有“世俗儒家伦理”的特色。

　　其三，倡导“学乐”“乐学”之道。自王艮始，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不断阐述“学”何以是“乐”。如王艮的《乐学歌》：“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乐，何如之学？天下之学，何如之乐？”王艮及其后学积极践行“乐”的精神。如韩贞，“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讲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泰州学派的主要贡献则在于以平民立场发挥阳明学，通过订定乡约民规，开展平民讲会等乡村建设实践，将儒学价值真正落实于民间，使儒学不只是一种学问，更是一种生命态度、一种生活方式，实现了“生活儒学”的实践应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总书记有关传统文化的讲话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高瞻远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孔子说：“天不言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用“天何言”喻指儒家思想的道德实践特性。梁启超指出，（中国学问）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中国哲学全部精神集中于身心之躬行与体验，务求把思想与行为交融互化，一以贯之。学问必须从实际生活来，必有益于身心，必须身心之能躬行与体验，这是中国哲人一贯的传统精神。

　　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是没有出仕任职而只在地方活动的阳明学运动的参与者，其志不在庙堂，而在化民成俗。他们或只有较低的功名，或是平民，皆属纯粹地方精英，因而他们的文字形式与内容所合成的话语，非常贴近民间，明显是非中心、非主流、非上层、非精英、非正统理学的话语，与士大夫王学的话语面貌有相当大的距离，形成了当时的民间儒学形态。因此，泰州学派的实际作用和意义，在于自觉地把社会主流价值和思想民间化、生活化、大众化、普及化、通俗化，在教化和传播主流价值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功。

　　梁漱溟深受泰州学派“民间经世”思想的启发，“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一力量”。当前，我们面临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任务，助力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的就意味着建立在中国传统之上，不脱离斯土斯民。

　　2023年7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强调：“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宏图中新江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责任与方向。我们当以泰州学派为借鉴，汲取其有益经验，用接地气的语言，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故事，将之普及到亿万人民群众中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华文化价值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结合起来，不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