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993—1059)，字翼之，祖居陕西安定，人称其“安定先生”，但其出生地并不在安定，而在泰州海陵。胡瑗是宋代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其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历任太子中舍、光禄寺承、天章阁侍讲、太常博士等。《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序录》载:“故安定（胡瑗）、祖徕（石介）卓乎有儒者之矩范”“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

　　也有人认为周敦颐（1017—1073）的影响更大，周敦颐被认为是北宋理学“程朱理学”派的“开山祖师”，主要原因是“洛学”创始人二程兄弟曾师事于他，但从理学历史的发展过程看，周敦颐在北宋理学崛起之时的影响很小，而黄百家所述“开之必先”中，认为胡安定的影响力较大，即使周敦颐的学生程颜、程颐，也对胡瑗推崇备至，承认胡瑗为宋代学术的开山之师。

　　胡瑗的思想，不只对二程有影响，其对宋朝的理学大师张载、明代的王阳明等都有影响，而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是王阳明的学生，从这条理学线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胡瑗思想之于王艮的影响。

　　泰州学人向来尊师，且特别敬重地方上的名师，同为泰州人，王艮对地方先贤胡瑗是较为崇拜的，且他们的学术思想是一脉相传的。王艮师承王阳明，王阳明的学术思想，主要是发展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其和南宋陆九渊合称“陆王学派”，与“程（程颖、程颐）朱（熹）学派”相并立。王阳明曾被明代皇帝誉为“学达天人，才兼文武”的“真儒”。王阳明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存天理，灭人欲”，以及倡导“行法以振威”，其强调以礼义“良知”治心，德刑并用，宽猛兼施，但王艮并没有沿着王阳明的心学之路而行，他也没有完全按胡瑗的理学去开展思想研究，他独创出了泰州学派，因此成为思想史上重要的一员。

(一)相同之处

　　胡瑗和王艮这两位泰州学人在生活和求学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胡瑗和王艮，少年时都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又都敬重儒家先师孔子，且都曾在山东悟道。胡瑗少时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原因是家境衰微。胡瑗在二十多岁时，才有机会与孙复、石介等人在山东泰山栖真观求学、深造。王艮七岁时虽然受过乡塾的初等教育，但因为家里贫穷，十一岁时便不得不中途辍学。

　　因为王艮家族世代为灶户，辍学后的王艮只好随着父兄淋盐。十九岁时，王艮随父亲王守庵经商到了山东，在拜谒孔庙的时候，王艮得到启发，认为只要肯学，自己也可以达到孔圣人的境地。于是，王艮不再随父经商，转而苦读《孝经》《论语》《大学》等经书，以提高自己的学养。

　　其次，两人在通向大师的道路上都曾精勤“苦学”。胡瑗和王艮，都是在成年之后方知读书的重要性，且都刻苦于学业，这是他们成为大师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胡瑗在山东读书，十年不归，“食不甘味，宿不安枕”，潜心研习圣贤经典，其“投书涧”的故事千古传扬。王艮坚持自学十多年，不耻下问，常置书于袖中，逢人质难，不泥传注，终有所得。

　　再次，二人的成长，都与名人（师）指点、提携有关。范仲淹是宋代名臣，王阳明是明代重臣，他们都是中国政治史、文化史、儒学史、理学史上的重要人物。胡瑗多次得到曾在泰州任官的范仲淹提携，终成“孔孟衣钵，苏湖领袖”；王艮师从王阳明，得到王阳明的真传，从而创立了泰州学派。

　　更为重要的是，两人都十分注意以文化人，其对泰州教育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胡瑗三十多岁从山东回乡，应考了七次，但都没有考中。到四十岁时，其放弃应考，回到泰州设塾教书。胡瑗教书的地方在华佗庙旁的经武祠。也许是出于不忘祖地的缘故，胡瑗将所设的私塾立名为“安定”，后被世人称为安定书院，此后，安定书院便成为泰州文人成长的摇篮，成为绵延千年的地方文化象征。

　　嘉靖五年（1526），在外学成归来的王艮，被时任泰州知府的王瑶湖相中，并聘其为安定书院的主讲。由于王艮对学生的要求不高，加之宣讲“百姓日用即道”等观点，求学的人纷至沓来，王艮的学生越来越多，为此后泰州学派的创立准备了人才资源。

　　胡瑗和王艮，虽然不在一个朝代，但他们都曾在泰州的安定书院讲学，都得到了泰州这块热土的哺育，当然，他们也都为泰州的“文气”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不同之处

　　从差异性角度看，除文化理念外，两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思想的传播方式不一样。

　　胡瑗的思想传播主要依赖官学。1035年，胡瑗被范仲淹聘为郡学首任教席，在知州的鼎力支持下，郡学很快成为全城各地学府的楷模。1042年，胡瑗应湖州太守滕宗谅的邀请，来到湖州任主讲教授，并提出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主张，受到当地学人的拥戴，甚至不少外地学人也拥至湖州，拜胡瑗为师。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胡瑗的教学理念才逐渐形成了“湖学”。

　　1052年，胡瑗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主讲教授），并得到了朝廷的肯定。由于胡瑗教学得法、知识渊博，其深受学生敬重，在众多杰出学生的推崇之下，六十四岁的胡瑗在嘉佑元年（1056）升职为太子中舍暨天章阁侍讲，成为太子的导师，并在太学协助博士考教训导、执掌学规，包括皇室的多位皇子、当时的知名学者、礼部近半官员都成为胡瑗的学生，深得朝中上下的敬重，在当时被视为一代儒学宗师，神宗甚至尊称他为“真先生”。1059年，胡瑗因积劳成疾而疗养。临行前京城轰动，相送者“百里不绝”，《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载:“东归之日，弟子祖帐，百里不绝，时以为荣。”后来，欧阳修也曾描绘:“东归之日，太学之诸生与朝廷贤士大夫送之东门，执弟子礼，路人嗟叹以为荣。”    

　　与胡瑗备受皇家青睐不同，王艮终身布衣不仕，他的思想传播主要靠民间讲学。他除了在泰州乡下的安丰场构筑“东淘精舍”开门授徒外，还“周流天下”去“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沿途聚讲，直抵京师（北京）”，他曾在南京、广德、孝丰、会稽等地讲过学。王艮的学生很广泛，据有关资料载“上至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尤其独特的是，他还接受了很多灶丁、佣工、农夫、商贩、渔民及僧道徒众为徒。

　　正因为这样，王艮明确提出了社会平等、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等思想主张，虽然这些思想还不够成熟，但对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改良运动有着深刻的影响，他本人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先驱者”，而泰州学派则被称为“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清末民初的学者袁承业对王艮有较高的评价，认为“心斋先生毅然崛于草莽鱼盐之中，以道统自任，一时天下之士，率翕然从之，风动宇内，绵绵数百年不绝”。泰州后学周汝登撰文称王艮为“东海圣人”。王艮的弟子遍布天下，他死后，大江南北哀悼者上万人，各地为其建祭祠有十四处之多。  

　　胡瑗精通儒家经术，以“圣贤自期许”，讲“明体达用之学”。“体用”思想源于先秦，由“本用”衍化而来，孔子讲礼的“本”和“用”，荀子以“体”“用”对举。胡瑗通过讲述《周易》，阐述了其“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故圣人于此垂教，欲使人法天之用而不法天之形，所以名乾而不名天也。且天之形象，人之魂魄也，天之用象，人之精神也”的体用思想。胡瑗的学生刘彝在解释其思想时如此表述:“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

　　应该说，胡瑗的思想基础，源自孟子的性善论，他所讲的“明体”是“君臣、父子、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提倡的当然是封建伦理道德，注重内重修身、外立师道，强调人格尊严。“达用”被有些学者推崇为中国实学之先驱，此处的“用”是建立在“体”的基础上，是对“文”的运用。

　　胡瑗希望文人学者能够恪守封建伦理纲常和儒家思想道德，即所谓的正心、养心，并在正心的基础上研读“诗书史传子集”，将所学所得运用于实践，以能够“润泽斯民归于皇极”，使百姓明道统，成为教化之民，进而达到与道同体的目的，实现社会的有序和谐。正是因为胡瑗的倡导，宋初学风为之一变，将唐末五代逃避正统文化、浮华无用的空疏，改造成为敦厚笃实。

　　王艮作为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他在继承前辈儒学（理学）大师的基础上，提出了“百姓日用是道”“格物说”“明哲保身”等主张。王艮认为，百姓也有日用条理，且这也是圣人的条理，所谓的圣人之道，即百姓日用，不能与百姓日用相连的道，都是异端。王艮的观念迥异于前人，他的平民化哲学主张，明显具有反对封建统治的进步意义。

　　他曾讲过，“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人人君子”“满街都是圣人”等。《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答问补遗》载:“‘格’如‘格式’之格，即后‘絜矩’之谓。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絜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则方正矣，方正则成格矣，故曰‘物格’。吾身对上下、前后、左右是‘物’，絜矩是格也，‘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一句，便见絜矩‘格’字之义。”

　　王艮的“格物”观与朱熹的“穷理”、王阳明的“正心”并不相同，求知和去欲不算单向求取功夫，也不算正、诚、致、格功夫之一，而是“比则推度”，确立的是主次关系。在体用关系上，王艮提出“明明德”以立体，“亲民”以达用，体用一致，主张尊身、安身、保身、爱身，其最终目的是希望达到“止至善”。王艮不仅提倡以民为本，还亲自实践，其在垂暮之年，将多余草荡无偿分给贫民。

　　胡瑗的“明体达用”和王艮的“百姓日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胡瑗的思想，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欢迎并积极推广，而泰州学派则多受到当朝的限制；胡瑗虽然是“宋初三先生”之一，其地位远高于王艮，但泰州学派对后世的影响更大。泰州学派载入《明史》的有20多人，编进《明儒学案》的有30多人，其影响巨大，为世称道，《明儒学案》载:“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

　　无论是“宋理”还是“明理”，都十分重视对人的教化。胡瑗与王艮更是泰州教育文化史上的两位巨匠、两座高峰。

　　胡瑗对宋初教育理论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主要在于他毕生从事的教育事业，同时他勇于改革，改变了空疏的“俗学”，讲授的多是穷经治事的实学，培养的学生多是通经致用的人才。

　　胡瑗敢于创新，他认为自汉唐到宋初的学校教育所存在的各种弊病违背了“先王教化之意”，并提出以“明体达用之学”教授学生。《松滋儒学记》载:“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分斋教学是胡瑗在主持湖州州学时创立的教学制度，其在学校内分设经义斋和治事斋。

　　经义斋学习儒家经义，所谓“心性疏通，有器局”，培养的是“可任大事者”；治事（道）斋，斋内则分设了各种不同的学科，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重视经世治用”。胡瑗创立的分斋教学制度，是近代实行文、理分科和主修、副修相结合制度的先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其对当时的教育改革及宋后的学校教育都有深远的影响。

　　王艮的教育思想更为亲民，其继承了孔子等人的思想，重视启发民智，主张有教无类，即不以老幼贵贱贤愚为别，有志愿学者都可以学，老师尽可以教。王艮的学生很多都不是士子学人，而是市井小民，共有农夫、樵夫、陶匠、盐丁等487人，这是王艮教育思想不同于胡瑗之处。王艮将“位天地，育万物”的思想纳人教育，并将其看成是治理国家、哺育万物的崇高事业，其用教育改造社会的做法、面向“农夫盐丁”的普世教育价值，以及向善乐学的教育精神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以胡瑗为代表的宋代泰州“理学”与以王艮为代表的明代泰州“理学”，既有着文化血缘上的内在联系，又有着各自彰显时代理性的学术特征。胡瑗和王艮的文化理念与治学精神，已成为当今泰州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正是在漫溯历史的传承与创新中，泰州有了流传千载的厚重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