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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乐”?如何“乐”?泰州学派是这样理解的……
发布时间:2024-01-05 11:09 信息来源:社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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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颜乐处”这一重要命题由宋明理学开山之宗周敦颐提出,一般是指《论语》中关于孔子和颜回师徒理想境界和高尚人格的记录,如:“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等等。这里表现了颜回“以道德人格的力量克服现实生活中的困境而到达一种崇高的境界,从而获得超越世俗生活限制和人生限制的力量,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孔颜乐处”由此而成为传统儒学追求完美高尚人格和崇高精神境界的代表,对后世儒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颜乐处”最突出的就是一个“乐”字,然而所乐何事?如何达到“孔颜乐处”?泰州学派的几位代表人物均有所论述。


一、何为“乐”

  王艮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一直把任道成圣作为自己的终生理想”,继承和发挥了王阳明的“乐是心之本体”和“良知是乐之本体”的思想,提出了自己“万物一体之仁”的“乐”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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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首《鳅鳝赋》中,王艮表达了自己对乐的理解和圣人的崇高精神境界。“大丈夫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明确表达了他的志向。孟子曾说“天地万物皆备于我”,程颢也认为“仁的最高境界是与‘万物为一体’”,王艮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则与之不同。孟、程二子则更多地侧重于境界论,王艮则突出了行动。一方面,王艮看到了宇宙万物是一个动态的流动整体,而其中的“道”是周流不息、变动不居的,对道的把握也就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另一方面,与宋儒不同的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体现了王艮积极应世而又自得其乐的思想。“不离于物”,说明他不会离开社会生活实践;“不囿于物”,则表现了他率性而为的洒脱。王艮以“鳅鳝”为喻,来说明人与万物是一体同光的。庄子曾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也是一种万物平等共存的思想。

  王襞继承了父亲王艮的思想,并区分了不同的乐,他说:“有所倚而后乐者,乐以人者也,一失其所倚,则慊然若不足也。无所倚而自乐者,乐以天者也,舒惨欣戚、荣悴得丧,无适而不可也。”“无所倚之乐就是一种精神境界,无论有无对象或对象如何变化,人始终能保持一种和乐洒脱的襟怀。”对于“孔颜乐处”,王襞有新的理解,他说:“‘既无所倚,则乐者果何物乎?道乎?心乎?’曰:‘无物故乐,有物则否矣。且乐即道,乐即心也,而曰所乐者道,所乐者心,是床上之床也。’”由此可见,乐只是心的境界,这个境界本身即是道。

  罗汝芳是王艮的弟子,他提出了“赤子之心”的思想。对于“孔颜乐处”,罗汝芳认为,这是一种顺应自然、自然而然的状态,就像初生的幼儿,其良知、良能是自然具有的。“天初生我,只是个赤子。赤子之心,浑然天成,细看其知不必虑,能不必学,果然与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的体段,浑然打得对同过。然则圣人之为圣人,只是把自己不虑不学的见在,对同莫为莫致的源头,久久便自然成个不思不勉而从容中道的圣人也。”可见,罗汝芳对“孔颜乐处”的理解又迈出一步,只要保持“赤子之心”,就能进入体道的程序和获得修养最高境界的方法。

二、如何“乐”

  泰州学派诸先生以王阳明的“良知即是乐之本体”为基础,发展出了“天地万物一体为仁”的精神境界,为实现这一境界,他们又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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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州学派已将“孔颜之乐”发展为一种现成自在、当下即可获得的精神境界,这和其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百姓日用即道”是泰州学派的一个重要观点,他们认为,由于良知是现成自在的,因此,道无处不在,人人都具有这种现成良知,“满街都是圣人”。

  王艮首倡“百姓日用即道”,“道”并非什么神秘高远的东西,就像日常生活中的吃喝拉撒一样,只要是不假思索的,就是“道”,体现于日常生活中的精神和态度。王艮认为:“天下之学,惟有圣人之学好学,不费些子气力,有无边快乐。若费些子气力,便不是圣人之学,便不乐。”还创作了《乐学歌》:“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时萌,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王艮认为,“乐”是“心”的本质特征,由于私欲的蒙蔽,“乐”无法呈现,因此需要良知。良知只要存在,人心自然呈现为本然之乐。做到了良知,自然“百姓日用无不是道”了。

  王襞进一步发展了王艮的学说,他说:“窃以舜之事亲、孔之曲当,一皆出于自心之妙用耳,与饥来吃饭、倦来眠,同一妙用也。”这里认为,“学”也是多余的,就像饿了要吃饭、困倦了要睡觉一样,心境自然而然。“才提起一个学字,却似便要起几层意思,不知原无一物,原自现成,顺明觉自然之应而已。”王襞认为,真正获得“乐”的途径是不需要“学”的,而且“学”是对自我个性的束缚和破坏,因为现成的、自然自在的生活就是“乐”的,所以没有必要刻意去学什么。真正的“孔颜之乐”就是要“率性而为”。王襞指出,“孔颜乐处”是圣贤简易之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或是终极目的:于此盖终身焉,而岂复有所加也。“孔颜之乐,愚夫愚妇之所同然也”,则表现出王襞对其父的创造性发展。

  罗汝芳也发展了王艮“乐”学的思想,他说:“若果然有大襟期,有大气力,有大识见,就此安心乐意而居天下之广居,明目张胆而行天下之大道。工夫难到凑泊,即以不屑凑泊为工夫;胸次茫无畔岸,便以不依畔岸为胸次。解缆放船,顺风张棹,则巨浸汪洋,纵横在我,岂不一大快事也哉!”罗汝芳主张,只要顺着自己的“赤子之心”,有些工夫做不到也没有关系,那就干脆不去做了,免得一直放在心上,自己也不踏实;“有大识见”的人则根本不会去做。如果做事情能够感受到不踏实,那也不要放在心上,顺其自然就好。“全体放下,顺适自然,这样的人才能获得真正自由自在的人生境界。”

  “孔颜乐处”在先秦儒学那里,也许就是一种富有世俗趣味的田园生活的写照,而宋明道学家们将其描述为神秘化的精神境界。泰州学派是阳明后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他们对“孔颜乐处”的诠释,蕴含了王学内部的自我否定,也将“孔颜乐处”从神秘的崇高精神境界拉回到了现实中人的性情和欲望的自然表现,可以说是一种“本真之我”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