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樾是泰州学派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在接受阳明点化的次年,也就是嘉靖七年(1528),徐樾拜师王艮(1483~1541,字汝止,号心斋)。徐樾随后又分别于嘉靖十年(1531)、十八年(1539),前后三次受业于王艮门下,是王艮最欣赏的首席弟子、嫡传弟子。
徐樾被王艮前后考察达11年,在王艮逝世前,欲把大成之学传授给徐樾,由徐樾继承其衣钵。王艮的次子王襞也说,徐樾是他父亲的高第弟子,他对王艮的学术领悟最深刻。
王艮意欲将“大成学”传给徐樾,不能“笔舌谆谆”传授,只可“口传、心授、面会”。何为大成学?王艮并未详细阐述。从几次王艮和徐樾、罗洪先(1504~1564)、胡秉观(1508~1567)等书信往来中,可以窥见大概。
大成学是一套关于修身济世的价值体系和践行体系,是知性知天的尧舜之道,直承孔孟道统,修身立本而止于至善。修行方法简易,能够通天达地而保身,不管是在位谋政,还是教化世民,都能随己心所欲,收发自如,中正中和,无忧无怨。在世界观层面,包括“万物一体”“道身合一”“尊身立本”“百姓日用即道”等具有本体意味、形上色彩的理念,最大特色是赋予百姓日用伦常深刻的本体意义,强调个体生命和人生价值的主动实现以及对百姓日常人伦生活的现实关怀。在方法论上,主张“淮南格物”“率性修养”“乐学”等人生境界的提升方式。在价值观层面,强调“大人造命”等命题,强调个体对社会贡献的价值呈现。
在他们的书信往来中,王艮尤为强调“尊身立本”。王艮与徐樾探讨至善问题,提出“至善即性善、性即道”,进而探讨道、身关系,王艮提出:“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
“尊身立本”论是泰州学派中与“百姓日用即道”一样的代表性理念。“尊身立本”论将个体生命提升到形而上的“道”层面,强调个体生命和人生价值的主动实现。
王艮为什么强调“尊身”,将身体生命提升到形上高度?一方面,同他早年盐丁出身、参与煮盐生产相关,灶丁生存环境的艰难困苦,是他倡导身本论的个人缘由。另一方面,有着深刻历史背景,就是廷杖制度。明朝廷杖制度设于洪武年间,至朱棣时废除,但到明英宗朱祁镇时又恢复。廷杖制度对明朝士大夫的人格侮辱和身心摧残程度无以复加。正德十四年(1519)三月,有146位大臣惨遭廷杖,11位大臣死于杖刑之下。
“时同志在宦途,或以谏死,或谴逐远方,先生以为身且不保,何能为天地万物主。”身道原一件、卫道先保身,只有保住身体生命,才能守住“万物一体之道”的理想抱负,才能实现“万物一体之政”的价值追求。徐樾是泰州学派中为数不多出仕为官、官阶最高的,王艮向他强调“道身合一”、明哲保身,是基于上述历史背景的。
在《再与徐子直》信中,王艮讲:“窃思《易》道,洁净精微,虽不能尽述其祥,然圣神之出处上下,已具于乾坤两卦之六爻也。以此印证我良知,无毫厘之差,自能知进退保身之道。今吾子直居九三危地,而为过中之爻,乃能乾乾夕惕”。王艮看来,乾坤两卦印证了的“保身”论,“进退保身之道”即是“良知”,是根本性的、第一位的。徐樾身居高位,即在乾卦九三爻位,身处险境,做事不适中,上不着天、下不挨地,需时刻保持勤勉和警惕。在《明哲保身论》中,王艮提到:“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王艮强调,爱己与爱人具有一致性,尊身、爱身、保身、安身,要“以身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则道尊”。
徐樾接受了王艮的谆谆教导,他是服膺王艮大成学的。王艮讲,“子直闻我至尊者道,至尊者身,然后与道合一,随时即欲解官,善道于此可见。”徐樾听闻王艮的“道身合一”论后,深感契合,意欲随时辞官不做,“尊身立本”“道身合一”的理念对徐樾有着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