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樾“少潜心圣道，不求应举”，年少时热心研究性理之学，无意于科举考试，对仕途兴趣不大。嘉靖六年（1527）十月初，王阳明（1472~1529，名云，字伯安，号阳明）乘舟路过江西贵溪。徐樾徒步百余里，在信江岸边拜见阳明，受其点化。阳明于是要考察徐樾的心学根底，与其探讨心学真谛。徐樾刚从白鹿洞打坐归来，初步接触心学思想，认为只需静坐寂定，就能体悟心学真谛。阳明让其举例说明。但是徐樾接连举例数则，都被阳明否定，徐樾困惑不解。

徐樾初窥心学，粗浅地认为心学只是静修打坐，让内心处于寂静不动状态，守在本心即可。阳明先生告诫他“不可以烛上为光”，点亮蜡烛并非只是照亮蜡烛本身，而是为了让烛光能照亮周围事物；而恢复初心和点亮“心灯”，不能固守此心，以致于落入空寂，而应当随时随处发用于万物。光不仅在烛光之上，还在日月星辰之间。只要心中有光，此心光明，光便无处不在，内心光明，世界也就光明。应当用这盏“心灯”照亮身边每一人、每一事物，照亮整个世界，这才是心学真蕴、心之妙用，史载徐樾“豁然解悟”。

阳明一生历经“百死千难”“事上磨炼”，始而悟得“千古圣贤相传一点滴骨血”。对于“心学”更多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终需弟子们自己“深造自得”，才有真切体悟。对于年轻的徐樾而言，既需要守住本心之光，又需要去领略大千世界五彩斑斓的光，才可以达本心、致良知。受王阳明点化之后，徐樾30岁时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嘉靖七年（1528），徐樾考中戊子科举人；四年后，嘉靖十一年（1532）考中壬辰林大钦榜进士。

当时的理学正经历从内圣到外王、由内倾向外倾、在重修身与重济世之间抉择的转变，徐樾恰巧经历了这场理学由心本到身本的转变过程。在找寻道德心性的内圣之学与经世致用的外王之学的平衡点时，徐樾倾向于后者，同时也印证了“尊身立本”的重要性。

徐樾是泰州学派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在接受阳明点化的次年，也就是嘉靖七年（1528），徐樾拜师王艮（1483~1541，字汝止，号心斋）。徐樾随后又分别于嘉靖十年（1531）、十八年（1539），前后三次受业于王艮门下，是王艮最欣赏的首席弟子、嫡传弟子。

徐樾被王艮前后考察达11年，在王艮逝世前，欲把大成之学传授给徐樾，由徐樾继承其衣钵。王艮的次子王襞也说，徐樾是他父亲的高第弟子，他对王艮的学术领悟最深刻。

王艮意欲将“大成学”传给徐樾，不能“笔舌谆谆”传授，只可“口传、心授、面会”。何为大成学？王艮并未详细阐述。从几次王艮和徐樾、罗洪先（1504~1564）、胡秉观（1508～1567）等书信往来中，可以窥见大概。

大成学是一套关于修身济世的价值体系和践行体系，是知性知天的尧舜之道，直承孔孟道统，修身立本而止于至善。修行方法简易，能够通天达地而保身，不管是在位谋政，还是教化世民，都能随己心所欲，收发自如，中正中和，无忧无怨。在世界观层面，包括“万物一体”“道身合一”“尊身立本”“百姓日用即道”等具有本体意味、形上色彩的理念，最大特色是赋予百姓日用伦常深刻的本体意义，强调个体生命和人生价值的主动实现以及对百姓日常人伦生活的现实关怀。在方法论上，主张“淮南格物”“率性修养”“乐学”等人生境界的提升方式。在价值观层面，强调“大人造命”等命题，强调个体对社会贡献的价值呈现。

在他们的书信往来中，王艮尤为强调“尊身立本”。王艮与徐樾探讨至善问题，提出“至善即性善、性即道”，进而探讨道、身关系，王艮提出：“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

“尊身立本”论是泰州学派中与“百姓日用即道”一样的代表性理念。“尊身立本”论将个体生命提升到形而上的“道”层面，强调个体生命和人生价值的主动实现。

王艮为什么强调“尊身”，将身体生命提升到形上高度？一方面，同他早年盐丁出身、参与煮盐生产相关，灶丁生存环境的艰难困苦，是他倡导身本论的个人缘由。另一方面，有着深刻历史背景，就是廷杖制度。明朝廷杖制度设于洪武年间，至朱棣时废除，但到明英宗朱祁镇时又恢复。廷杖制度对明朝士大夫的人格侮辱和身心摧残程度无以复加。正德十四年（1519）三月，有146位大臣惨遭廷杖，11位大臣死于杖刑之下。

“时同志在宦途，或以谏死，或谴逐远方，先生以为身且不保，何能为天地万物主。”身道原一件、卫道先保身，只有保住身体生命，才能守住“万物一体之道”的理想抱负，才能实现“万物一体之政”的价值追求。徐樾是泰州学派中为数不多出仕为官、官阶最高的，王艮向他强调“道身合一”、明哲保身，是基于上述历史背景的。

在《再与徐子直》信中，王艮讲：“窃思《易》道，洁净精微，虽不能尽述其祥，然圣神之出处上下，已具于乾坤两卦之六爻也。以此印证我良知，无毫厘之差，自能知进退保身之道。今吾子直居九三危地，而为过中之爻，乃能乾乾夕惕”。王艮看来，乾坤两卦印证了的“保身”论，“进退保身之道”即是“良知”，是根本性的、第一位的。徐樾身居高位，即在乾卦九三爻位，身处险境，做事不适中，上不着天、下不挨地，需时刻保持勤勉和警惕。在《明哲保身论》中，王艮提到：“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王艮强调，爱己与爱人具有一致性，尊身、爱身、保身、安身，要“以身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则道尊”。

徐樾接受了王艮的谆谆教导，他是服膺王艮大成学的。王艮讲，“子直闻我至尊者道，至尊者身，然后与道合一，随时即欲解官，善道于此可见。”徐樾听闻王艮的“道身合一”论后，深感契合，意欲随时辞官不做，“尊身立本”“道身合一”的理念对徐樾有着一定影响。

在向阳明求教、拜师王艮过程中，徐樾修行和思想出现操存过苦、执着外相，从而窒息生机的问题。“冬十一月，徐樾复来学。先生一夕步月下，指星文与语，樾应对间若恐失所持循，先生厉声曰：‘天地不交，否’！又一夕，出游至小渠旁边，先生越过，顾谓樾曰：‘汝亦放轻松些。’樾持益谨，若遗一物。既樾叹曰：‘从前孤负此翁，为樾费却许多精神。’”嘉靖十年（1531）冬十一月，徐樾第二次来到王艮处求学。“天地不交”“汝亦放轻松些”，王艮看来，徐樾对事物的认识处于天下地上、天地倒悬、主客颠倒、自我混沌于外物之中，主体精神不彰的状态。徐樾着于外相，拘于外物，或者行事过于呆板谨慎，不活泼泼地，是他人生修养中大问题。

徐樾的学术思想大体可概括为：一是突出“心”本体，挺立人的主体性，激发个体主动性。徐樾沿着阳明、心斋的路径，继承他们的“心”学精髓，强化了“我”主体特性，启迪了后学“心”学思路，如罗汝芳的赤子之心、李贽的童心。二是高扬自然现成论，在修行方法上，主张率性而行，强调自然性修为方式，突出日常性修行方法。三是赋予日用常行的形上价值。徐樾继承阳明“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和王艮“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世人本身及其他们的活动就是道或具有道的超越意义，在理论上贯通了形上之道和形下生活，赋予日常行为形上价值，圣人之道就寓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

徐樾在山东时，曾经授学张后觉（1503～1578），深远影响了北方王门。张后觉初从颜钧的二哥颜钥（1498～1571）习阳明良知之学，又从时任山东布政使司左参政徐樾问学，也曾与颜钧（1504～1596）论学。张后觉较早的在齐鲁之间倡导阳明良知之学，推动了阳明学的北方传播。

徐樾在江西时，作为王艮的嫡传弟子，在江西播散泰州学派学术思想，开启了泰州学派江西一脉。徐樾传颜钧，颜钧再传罗汝芳（1515～1588）、梁汝元（1517～1579），梁汝元再传周汝登（1547～1629）、蔡悉（1536～1615）、邓元锡（1529～1593）等弟子。江西泰州王学在泰州王门中地位突出，徐樾有创启之功。

徐樾在贵州时，主持贵州学政，对贵州有教化之功。嘉靖二十三年（1544），任贵州提督副史，积极传扬发展黔中王学，培养了众多弟子，其中以孙应鳌最有成就，是黔中王学主要代表。因此，徐樾对黔中王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在贵州，徐樾还亲撰《阳明书院记》，积极宣传阳明先生学说，推动了王学的贵州传播。

徐樾是一位对江右王学、蜀中王学、北方王学、黔中王学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王门学者。徐樾向阳明求教，经阳明点拨之后，从无心仕途到积极登科入仕；徐樾拜师王艮后，王艮向他强调“道身合一”“尊身立本”，他深感契合，“随时即欲解官”，但因勇于涉险，最终战死沙场。

王艮虽然大力倡导“明哲保身”之学。但泰州学派后学多是慷慨激昂悲怆之士，都主张修心修身、积极用世，践行家国抱负。但是，他们大多都不能善终，徐樾战死疆场，颜钧遭牢狱之灾，何心隐惨死囹圄。泰州学派后学参习大成学未成，虽然积极出世、用世、经世，但是未能参悟、做到中正中和，加之择徒不慎、所交非人，由此祸及其身。

嘉靖二十三年，徐樾以副使督学贵州，擢升为云南左布政使。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嘉靖三十年（1551），元江府土舍那鉴作乱，杀知府那宪，攻劫州县。面对云南地方叛乱，他献计“擒贼先擒王”，只身赴险，意欲招安那鉴，但终究战死沙场，殒身元江。朝廷追赠徐樾为光禄寺卿。“即以受降一事论之，先生职主督饷，受降非其分内，冒昧一往，即不敢以喜功议先生，其於尊身之道，则有间矣。”《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布政徐波石先生樾》评论，招降之事并非徐樾的职责所在，他却贸然前往，即使不敢以好大喜功议论先生，但或许他对“尊身立本”有着迥异于王艮的理解。以徐樾身躯为承载的“道”，随着徐樾的殉国牺牲而消殒。以身殉道后，何来悟道、践道、证道，得道而成圣？但是徐樾对泰州学派思想的传播和遗世的家国情怀、济世精神深远地影响了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