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泰州学派民本文化价值

泰州学派诞生于十六世纪初，发展于东南沿海至大半个中国。自王艮开门授徒到明朝末期，传承五代弟子，人数已知的有 487 人。《明史》中记载了超过二十人，《明儒学案》则整理了三十余人。泰州学派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国内传播，在东亚各国，如日本、韩国、朝鲜等地也有扩散，甚至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产生了重大思想影响。泰州学派的传播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主要在于其代表百姓利益、契合百姓需求的民本文化。

泰州学派民本文化的核心理念，在于其创始人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其创新在于将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即劳作）相结合，将形而上的道转化、落实为形而下的器物层面，促使百姓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活动，开始具备伦理本体、道德意味。这实际上是把“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儒家伦理更为提高一步，变成自觉的所能所知。泰州学派之后，中国的儒家文化开始向下迁移，儒家学者开始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平民百姓。

——文化意蕴

泰州学派民本文化既创造性提出了“求道”方向，又体现了圣人与愚民的平等思想。

“道”的本源：百姓日用。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回答的主要是“道”的来源问题。传统的“道”是抽象的、琢磨不透的东西，为平民百姓所不能知，只有“圣者”才能知“道”并运用。宋明理学家认为，“道”和“理”是等同的。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理”，心就是道，知心就是知道。王艮则以为，“百姓日用”中的“道”，与存在万物中的“理”是一致的，“道”不过是人的一般感性的自然表现而已，是人的自然的本能， 在人的一生中，即“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能知能行便是道”。

判断“正道”与“异端”的标准：符合百姓需要。王艮认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王艮的这一观点，提出了新的标准，用以判断“正道”和“异端”。从这个理论推导而出，凡是关注和致力解决百姓温饱的关乎“民”的学问，就是“道”，就是真理；反之，无关乎解决百姓温饱问题的学问，就不是“道”，不是真理。这一观点，颠覆了传统观念中关于“正道”与“异端”的判断。在王艮看来，判断“正道”还是“异端”的标准是是否符合百姓实际， 而不是人的等级身份。那些“形而上”的玄而又玄的东西，那些经书上的教条，无利于百姓温饱的，百姓不能知不能行的，就是“异端”。

求“道”的方法：到百姓中学道。王艮提出到百姓中学道。因“百姓日用”之“道”正合万物之“理”，故“道”是表现在人民群众的知行之中，在自然界活泼的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学道要在人民大众的日常中，应当在人民群众日用中学道。王艮认为，悟道要悟出真正的学问，还得在人的日常运用之中，只有到百姓日用中去学道，才能获得真正的乐趣。王艮认为:“日用间有多少快活在”（《寄庐山胡侍御书》）。为此，王艮要求学者不耻下问，以天下百姓为师，在百姓日用中学习。如何在百姓日用中学道？王艮认为，事物之理存在于事物之中，因此他要求士人必须注意在日常生产实践中学道，学以致用。

——时代价值

“百姓日用”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相契合。王艮提出“百姓日用是道”，强调“道”并非抽象不可捉摸，而是存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相一致。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础，而王艮的观点体现了实践的普遍性和基础性，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活动是认识和体现“道”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生活条件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王艮的观点也体现了这一点，即“道”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活动中自然流露的。

“百姓日用”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相契合。王艮认为，判断“正道”与“异端”的标准不是人的等级身份，而是是否契合百姓实际需要，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相一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王艮的观点强调了满足群众穿衣、吃饭等物质和精神生活作为第一需要，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的目标相吻合。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王艮的思想，强调“百姓日用即道”，既提倡每个人都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自我价值，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百姓日用”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契合。王艮强调“道”就在自然活泼的百姓日用之中，表现在百姓的知、行上，学道应在百姓日用中学道。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相呼应，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出，所有的理论均来自实践，也都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并要回到实践中产生指导意义。王艮的观点体现了实践的重要性，即真理不在天上，也不在心中，而是存在于现实的客观事物之中。他要求学者注重从日常生活的生产实践中去学道，这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实践与生活的观点是一致的，即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文化的本质，不是外在的形态，而是隐藏在形态背后无形的理念或价值观。对传统文化，传承好其文化形态只是一个方面，传承好无形的文化内涵或“历史内部的背后”则是更重要的方面。泰州学派民本文化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无形。传承发展这一文化资源，需要先对“无形”进行扬弃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再进行“有形”的创新性发展。

一是批判性继承。批判性继承，旨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前提，是要进行批判性思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意味着要识别和保留那些对现代社会仍有积极意义和价值的文化元素，同时摒弃过时的、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部分。泰州学派“百姓日用是道”，寄希望于统治者把“百姓”之“身”放在主体地位上，因而其理论中仍然带有一些封建社会的痕迹，如对士大夫阶层的过分尊重和对封建皇权的默认接受。泰州学派的一些成员，如朱恕、韩贞，虽然同情人民的疾苦，但他们缺少改革社会的理想，仅“以化俗为己任”，妄图通过“良知”的启发，鼓励多行善事而改变封建苦难的现实世界。这种态度反映了他们对封建社会结构的默认接受，缺乏对封建制度进行根本改革的意愿。在现代社会，应当摒弃这种封建等级观念，转而强调平等和民主的价值观。

二是时代化改造。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需要对传统理念进行重新诠释，以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泰州学派的民本文化，虽然强调了平民百姓的价值，但是更多是从儒家思想出发，关注的是道德修养的提升，而非百姓生活的改善。在现代社会，我们不仅要关注个人的道德修养，还要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包括物质、精神、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可将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是道”思想与现代人的全面发展需求相结合，强调在提升道德修养的同时，也要关注和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将“百姓日用是道”的思想转化为鼓励积极参与社会事务，通过行动来改善自身及社区的生活条件，实现个人修养与社会责任的知行合一。

三是结合中激活。创造性转化，既要使传统文化本身获得新的内容和发展，也要探索如何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才能激发新的生命力。对泰州学派民本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应围绕“第二个结合”展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我们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泰州学派的改造也应该是一个理论创新的过程，通过不断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适应。另一方面，泰州学派民本文化的实际作用和现实意义，更多地在于其自觉把社会主流思想和价值观大众化、生活化、通俗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可以借鉴泰州学派的经验，用接近人民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普及到亿万人民群众中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华文化价值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结合起来。

三、泰州学派民本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创造性转化，旨在继承，创新性发展，旨在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不断发展和开发利用，才有它的生命力。泰州文化底蕴深厚，尤以泰州学派独树一帜，在海内外都拥有持久影响。如何扩大泰州城市影响力，需要围绕泰州学派民本文化资源，加强保护、统筹布局、协调开发。

一是以文化保护为前提。以文化保护为前提开发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保护是先决条件。泰州学派民本文化是不可再生的宝贵历史资源，更应倍感珍视、增强保护意识。泰州学派民本文化是一种混合型的文化形态，既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崇儒祠是“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而泰州学派的思想以及过往的儒学活动，则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对于泰州学派“百姓日用”文化资源的保护应当开创新的保护模式，采用保护物质形态与保护非物质形态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对物质形态的保护要注重规划引领、强化整体谋划，系统梳理现有文化资源，摸排清查现有政策体系基础上，制定出台相关保护行动计划，全方位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文物古迹的保护力度。同时，要注重原真性保护，积极探索文化遗产保护的最佳途径，切实加大文物保护的宣传力度，全面提升安定书院、崇儒祠等文化遗存的保护水平。另一方面，对于非物质形态的保护，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等进行深入的探讨和阐释，宣传其当代价值，促进非遗保护与现代生活的融合。

二是以系统开发为基调。泰州学派民本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开放性，泰州学派与外地名贤也有诸多联系，影响范围颇广，所以对于泰州学派民本文化资源的开发要突破固有的地域范围和文化范畴，秉持大局观，明确系统开发利用基调。一方面，要树立“大泰州”的思想观念，把泰州学派民本文化资源遗迹放在泰州数千年的历史这一更为宏大的叙事背景中进行设计和全景式开发。超越地域局限，将泰州学派的文化资源放在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中进行考量和规划，整合泰州及周边地区的文化资源，形成整体的规模效益。另一方面，要采取对外联动的办法进行开发。与国内外的文化机构、旅游企业、教育机构等进行合作，共同开发泰州学派的文化资源。例如，可以借鉴泰州学派弟子遍及全国乃至东亚国家的影响力，推动泰州学派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同时，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AR/VR技术，实现泰州学派文化的数字化展示和互动式体验，推动泰州学派等文化遗产走向大众、广泛传播。此外，继续通过举办学术峰会、建设学术交流网及学术研究数据库，提升泰州学派的知名度。

三是以品牌建设为亮点。泰州学派民本文化资源，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性发展，则更应在品牌建设上下功夫。品牌建设，包括品牌文化和文化品牌两个维度。品牌文化是就文化本身的品级和影响力而言的；文化品牌则是能给公众以直观、鲜明的印象的文化标识。文化品牌以品牌文化为基础。一方面，泰州学派民本文化资源本身要形成具有足够影响力的品牌文化，这是泰州打造文化品牌的基础。为此，要进一步“活化”，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新方式方法，运用互联网、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赋能，传承泰州学派内在精华，弘扬泰州学派时代精神，在开发利用中更好彰显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另一方面，泰州要擦亮泰州学派文化品牌，要全力打造泰州学派文化品牌，凸显“百姓日用”民本文化内核，以民本文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品牌文化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以文化赋能推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围绕其推进泰州文化资源整合，形成规模效益，可以依托泰州学派的形成历程、弟子的讲学故事等文化资源，深入挖掘蕴含其中的精神要义，以文化基因为“内芯”，以节庆活动为载体，全力打造独具特色的泰州学派文化品牌。同时，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结合其他泰州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厚历史底蕴，推进泰州文化资源的整合，形成整体的规模效益，进一步擦亮泰州学派城市文化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