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自中后期起，政治危机不断加深，社会问题随之凸显。一方面，享有至尊地位的统治集团因内部的分崩离析和执政的绵软低效而陷入空前的信任危机，朝纲不振、王化倾覆的现状将士人从传统的入仕情结中剥离出来，迫使他们去庙堂之外寻求新的信仰与生存方式。另一方面，纸醉金迷、眠花卧柳的享乐之风在当时盛行宇内，在这种慵懒绵软的风气里淡漠了应有的危机意识与责任意识。此时，昂扬振奋、有魄力、敢担当的侠的品格却在阳明心学和佛教禅学中逐渐壮大，并在最终成为狂禅运动的过程中萌发起来，担负着扫除时弊、重振风俗的重任，尤其成为泰州学派共同具备的思想气质和人格气象。

泰州学派在传统儒家观念的人伦体系中最为推崇“师友”。何心隐说：“可以相交而友，不落于友也。可以相友而师，不落于师也。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诚然，这种随缘而定的人际关系最能满足其追求“平等自由”的理念，但也因其缺少了法律和伦理的支撑而显得脆弱且充满变数，因此，泰州学派诸人选择以“义气”这种侠性十足的方式来维系这种交往模式，仗义轻财，急人之难，为朋友两肋插刀，为同道赴汤蹈火，成为他们侠义情结的呈现方式。

侠是“社会苦难的救星”，是“社会正义的化身”，故真正的侠者即为拯救者，正如金庸所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中国侠文化史上，随着社会演进和思想发展，侠逐步脱离了先秦时期散兵游勇的状况，成为“当乱世则辅民，当平世则辅法”的具有抗争意识和正义色彩的文化象征，这是侠的文化精神的重要升华。在此过程中，人们赋予了侠更多的信赖和期望，也使得后来侠者背负了更多的责任和道义。泰州学派以拯救者的形象出现在社会大众的文化视野内，这与该学派思想家高远的人生志向是一致的。

心学是泰州学派尚侠的理论基础。泰州学派之所以大胆摒弃理学桎梏，丝毫不掩饰其侠者风范，上不畏政治之压力，下不惧世俗之不解，这种高度的自信与自立，源于阳明心学提倡“崇尚本心”、“自性自主”，亦源于其对自身价值观近乎偏执的认同。同时，这种将内心想法付诸实践的勇气，使得心学从思想领域扩展到生活层面，脱离了水月镜花的虚幻而成为可触可感、可用可行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尚侠的泰州学派时时被冠以“异端”之名，以“出位之思”著称，但其思想仍以儒教为根本。侠文化产生初期存于民间，体现为个人之间的武力行为，政治色彩和集体意识十分淡薄。儒家在汉代改革之后更注重符合统治要求的“共性”，成为统治阶级的附属品并延续千年，故而渐渐隐去了昔日锋芒毕现的个性与风骨。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侠与儒渐成水火，在很长时间内找不到可以互通的可能性。然泰州学派对儒家的取法独辟蹊径，跨越千年沉寂而直达孔孟旧学，吸取了儒家思想中积极进取、桀骜狂放的一面。因此，“儒而侠”成为其典型特征，以侠的手段和方式去追求儒的济世结果，以儒的责任感与价值观来保证侠的合理地位。其对原始儒和原始侠进行了拆分重组，摒弃了儒的阶级限制和侠的狭隘思想，构建出一种有担当、有风骨、有节义、重平等的理想型儒侠形态，其目的则是要在社会认同度和实践效果上达到双赢的效果。

从民间角度看，侠更多的时候是以一种“侠性心理”的“情结”形式，深埋于饱受压迫的民众心中，其理想色彩往往大于实用功效。在平民百姓眼中，侠者仿佛上天派来的救星，抑或是传奇小说中的高人，隐逸而虚幻，其自由、洒脱与狂放不羁，令人憧憬却又距离日常生活很远，非常人所能企及。泰州学派的侠却恰恰选择以广大平民阶层作为实施舞台，以可见可感的英雄行为印证着民众对侠者的期许，以实实在在的功效打破了侠的神秘与渺茫。

后世学人在论及泰州学派之时常以“狂禅”为词：“（瞿汝稷）痛疾狂禅，于颜山农、李卓吾之徒，昌言击排，不少假易”；“盖志道之学出于罗汝芳，汝芳之学出于颜钧，本明季狂禅一派耳”。“狂禅”几乎成为泰州学派的代名词，何谓“狂禅”？其思想实质是心学范围内的“以禅释儒”，其外在形态则以侠风著称而趋于狂放恣肆。有明一代，佛与侠这两种看似毫无联系的文化元素，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照应的新特征，佛教界涉世入俗的态度日趋强势，而侠之气息也日渐弥漫在晚明佛教领域，催生出了一批崇侠尚义的“豪僧”，并深刻影响了佛教发展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