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方志事业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即是“官定体例制度”。目前所见最早的、由中央政府颁布的编修地方志的规章，乃是明代永乐十年（1412）颁布的《修志凡例》，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修订的永乐十六年《纂修志书凡例》。这两则《凡例》为明代编修地方志提供了指导性的原则规定和编修框架，成为志书设计篇目、取舍材料的重要依据所在。此后各地便以《凡例》为蓝本，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订出更为具体完备的“修志凡例”，这使得地方志在定型化和规范化的程度上得以不断加深，成为明代地方志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
明朝立国之后，太祖朱元璋认识到地方志编修对于资政、教化的重要性，诏令天下编纂地方志书：“凡隶于职方者，咸令以其志上之。盖将纪远近，考古今，审沿革，校异同，以周知夫四方之政。”其后，明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以行政命令督促全国各地的方志修纂，时人称：“昭代屡诏礼部，遍谕郡县豫修志书以备采择。”
据万历本《大明会典》，明翰林院“职专制诰、文册、文翰等事”，包括“修实录、史志等书”；同时，明确“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因此，明代方志的编修准则纳入了官方史学的范畴之中；志书的编纂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受到其时官方哲学——理学的影响。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可以把宋元明三朝总括为一个单位——公历1000至1600——那个时代，有一种新学术系统出现，名曰‘道学’。那六百年间，便是‘道学’自发生成长以至衰落的全时期。”“道学”，亦称“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正宗文化和官方哲学，对宋元明清几代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其深广的影响。
明代，是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明代理学的主潮，则走了一个“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程朱理学”的大圆圈。“王门后学对明代晚期社会生活造成较大影响的，则是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使王学发生变态的，也正是泰州学派。这两层意蕴，黄宗羲都有所透视。他指出：“‘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也正是“王学左派”——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学说影响了明代泰州方志的编纂思想。《【万历】泰州志》主修者——泰州知州李存信在序中明确地说，《泰州志》的主旨是“志忧”：“第自古立言者多隐忧，今之泰其多隐忧乎？安得无志！志亦史之流也，匪直具辞章，载繁秽，充肤革。惟史征志，志征政，郡国之实录备焉，又安得缺废而不修！……昔孔子作《春秋》，深抱衰周之惧，亦谓其力不能振周，而以口舌代之。夫《春秋》，史书也，政迹也。史职褒贬，政职赏罚，余则何敢？亦不敢当吾世，令当事者不得睹泰民之疾苦。惟是，此志载灾独详，志忧也。采陈冏卿公语独多，乐与同忧也。”这个“忧”，指的是因天灾和秕政造成的百姓的疾苦。
《【万历】泰州志》重视民生，较详细地记述泰州的经济状况，并非偶然。明代自中叶起社会矛盾加剧，各种思潮间的争论也日趋激烈，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应运而生。泰州学派主张“百姓日用即道”，体恤关怀他人，若要治国平天下，首先必须解决百姓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条件。泰州学派在泰州等地长盛不衰，影响深远，无疑影响到地方志编纂的主旨。
另外一部《【崇祯】泰州志》的编纂思想也打上了王艮“百姓日用即道”之说的烙印，刘万春《修〈【崇祯】泰州志〉序》云：
如泰土瘠而民贫，去州治数百武而北率沮洳大壑，其村落萧条，其手足胼胝，其面目黧黑。经年水火耕耨，强半委之阳侯，不则流金百里，原田沧海，转盻已非。恶在如枚叔所云“东山之府，海陵之仓”！先是陈仆少有《敬止集》，著为图说，谈利病如剥肤。此而不载，其何以使官兹土者留意于河渠，恫然思维迁革之故乎？又如民间为灶里包赔钱粮，最一秕政。昔之贤明监司、仁廉州守，汲汲以民灶分征请命当路，竟能得之。而后之不肖有司，辄居灶粮数千之羡金为奇货，猾胥利于包赔，用此为饵，仍请合征，而良法遂罢。今志考具在，不可不三复于斯也。
上述《泰州志》序文的作者中，泰州知州李存信系万历十年（1582）江西乡试举人；刘万春，泰州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兵部员外郎、郎中、浙江布政使司参政。李存信与刘万春二人无疑都熟悉理学典籍，《明史》卷七十“选举二”称：“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四书》主硃子《集注》，《易》主程《传》、硃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硃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
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澔《集说》。”引文中“四子书”即《四书》，“硃子”即南宋理学家朱熹。“和历代的儒学思潮一样，理学也是一种以诠释儒家经典以建构思想体系的学术思潮。只是宋儒在经典的选择、诠释上，表现出与先秦、汉唐诸儒的不同旨趣和特色。随着新儒学思潮的深入发展，《论语》《大学》《孟子》《中庸》这四部先秦儒家典籍逐步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最终完成了以《四书》取代《五经》的核心地位。特别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更是成为宋以后历代官学的最重要教材和科举取仕的标准答案……
正是由于宋代理学及其《四书》学的从上层到下层的全面传播和普及，使得这一原本主要是活跃于思想学术群体的学术能够扩展到政治制度、治国方略、社会风俗、学校教育以及个人信仰、人格成长的社会生活中去。这时，由宋代儒家学者所建构起来的理学及其《四书》学，就由一种新的学术形态、知识体系而转化为一种新的儒家文明，影响了中国七八百年之久。”
宋代以后的儒学逐渐走向哲理化、思辨化，但理学的核心依然是儒学经典。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学说源于其师王阳明“明德亲民”的民本政治论。“明德亲民”是王阳明良知学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继承了孔孟“仁政”“爱民”的民本思想传统而体现了王阳明良知学说的民本特质。
在学统与道统的传承上讲，王艮学说的主体和基础并未偏离儒学传统和理学教义的轨道，这也是明代《泰州志》修纂者认同并以之为志书主旨的底限，从一个侧面说明王艮本人学说形成、完善过程中存在着“正统化”的趋向。
